陈丹青：一个艺术家对美国艺术的感受

29年前，1978年底，我正在美院上课，画素描，忽然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宣告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当天晚上，几十位学生围着全校唯一一位美国留学生方家模，先后邀请她跳舞，还演唱了《音乐之声》主题曲。

28年前，1979年初，约翰·柯恩女士在中央美院旧礼堂为全校师生开讲“美国美术史”，并播放18世纪至10世纪的美国艺术。据我所知，那是1949年以后第一位美国人在北京公然展示美国艺术。

假如我没有记错，27年前，1980年，一位高大的女士，据称是纽约古根海姆美术馆领导，又出现在中央美院旧礼堂。她没有讲演，没有展示幻灯片，只是惊异而好奇地打量挤在她面前上百位文革后第一批红色中国的艺术学生，就像我们也惊异而好奇地看着她。

26年前，1981年，波士顿美术馆有一小批藏品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展出，我记得其中有一幅杰克森·帕洛克的油画。那时的中国人从未见过一件来自美国或西方的抽象画或行动绘画。

25年前，1982年，我到纽约去了，从此被美国和美国的艺术淹没——直到今天，我仍然无法对我自己说：什么是美国艺术。

在五千年文明与两百多年历史之间，我无法找到合适的方法来比较中美两国的艺术，也难以在中美两国之间分享相似的文化经验——在中国，我很少有机会看到华夏古典艺术的完整收藏，在美国，我却看到了世界各国的艺术。这些艺术在时间上从古希腊到后现代，在地域上包括埃及、中东、南美、非洲、日本、印度、南亚和俄罗斯。是纽约，带着我开始了世界艺术史的漫游——我愿意告诉在座的美国朋友，我的中国美术史启蒙课堂，就是纽约大都会美术馆，在那里，我开始领教什么是中华文明五千年。

此外，在纽约，我大约连续参观了九届惠特尼美术馆双年展，据说，只有入了美国国籍的艺术家才能参选这项双年展。但我发现其中一半左右艺术家的祖籍属于世界各地：阿根廷人、越南人、罗马尼亚人、阿富汗人、埃塞俄比亚人、韩国人、波兰人、柬埔寨人……当然，还有祖籍西欧、南欧与北欧的美国人。

我最感兴趣的两位美国艺术家也不是美国人：马塞尔·杜尚是法国人，安迪·沃霍是保加利亚人。

奇怪!所有这些不同族裔的艺术家，共同创造了“美国艺术”。他们各自的作品毫不相像——譬如爱德华·哈波被称为“普普艺术的祖父”，却与普普健将安迪·沃霍的作品毫不相像；帕洛克的行动绘画、德·库宁的抽象表现主义和库艾·堂贝利的极简主义，也毫不相像——但美国艺术家的作品如果出现在别的国家，我想我能立即辨认：那是“美国艺术”，一如纽约一点也不代表美国，可是只有美国才会诞生并成全纽约这样一座大都会。

过去二十多年，我见证了许多世界各国，包括来自中国的艺术家如何被美国接纳的过程，并通过他们，有效影响各国的现代艺术，尤其是散播艺术自由的价值观——但是“艺术自由”在美国并非从天而降、理所当然。过去一个世纪，美国艺术家和美国的美术馆，曾经为了艺术自由而不断斗争。50年代，纽约现代美术馆曾经致电毕加索，请他声援美国的艺术自由，被毕加索拒绝；在70年代，落选的艺术家曾经聚集现代美术馆门口的第53街街面，躺在地上，昼夜抗议示威；90年代，当英国萨奇收藏展在布鲁克林美术馆展出时，纽约市长和公众由于宗教原因反对某些作品，在美术馆门口和媒体上持续发出两组尖锐的对抗的声音……

因此，美国艺术对我最可贵的教育，不是艺术，而是怎样做一个艺术家。各种各样的美国艺术告诉我：民族、国家、历史、文化、美学、观念，都很重要，但最最重要，也许是唯一重要的，是你必须听从内心的自由——我知道安迪·沃霍说过：每人成名十五分钟；我也知道李昂·格劳勃说过：我试着让自己的作品无人问津；我记得菲里普·加斯东放弃抽象表现主义作风后，曾长达十多年没有画廊愿意经营他的作品，而当理查·谢尔的大钢板极简雕刻被纽约市政府撤除后，他撕毁了他的美国护照……

这些美国艺术家都是我的英雄，他们以自己的独立和叛逆，证明什么是美国。我在纽约从来没有成功，从来不曾进入主流，但没有一个城市像纽约那样教会我、鼓励我：忠实自己，和自己相处，做一个快乐的艺术家。我的作品完全无法辨认纽约或美国的影响，但我知道，我成为今天的我自己，是因为美国和纽约。

当9·11事件发生那天，欧洲人这样说：“今天，我们都是美国人。”但在纽约居住的18年期间，我从来没有忘记我是一位中国艺术家；现在，我回到中国，发现自己是一位美国艺术家——我这样说，不是指护照与国籍。以我对美国文化的全部了解，美国艺术真的不在乎你属于什么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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