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典雅走向宏大——谈潘公凯的水墨画

看潘公凯先生的水墨画，有一种扑面而来的强烈的现代感。他的画继承了传统文人画的笔墨和意境，又努力探求水墨画的现代之路。在古代，文人画是在精英文化的摇篮中生长起来的。古人以诗歌酬唱，以书画会友，留下了众多风雅华美的故事，使后代无限景仰。中国文人画产生于文人圈，背后所支撑的，是中国特有的，被科举制度所强化的“士”的阶层。文人画家的思想和生活态度，大多以儒家为主体，道佛为补充。他们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以建功立业为人生要务，以书画自娱，在艺术中秉承诗书画合一的主张。游戏笔墨，又常常孤芳自赏；无意取悦大众，而只寻觅意趣相投的知音。这种画自产生后，在传统社会里，借助中国社会结构所形成的力量，得到不断发展，终于蔚为大观。然而，在传统社会解体后，这种水墨画向何处去，则成了一个难题。

20世纪的中国艺术之路上，呈现出种种探索。这些探索，已经不再能用“中体西用”与“西体中用”来作简单的概括。原因在于，有古代的“西”，也有现代乃至后现代的“西”。古代的“西”也是长期发展的结果，其中有着各种各样的因素。我们所熟悉的欧洲文艺复兴以来在油画传统，由美学上的形式主义和艺术上的摹仿说共同作用而成。欧洲现代主义艺术走向抽象，其中有着东方和非洲的影响，也是科学化被推向极端的结果。后现代主义带来了多元主义，其中有对视觉的反拨，对意蕴的强调，以及由此造成的对解读的依赖。另一方面，存在着一波又一波的精英化潮流所强化的文人艺术中的“中”，存在着在西方艺术观念的冲击下正在失去的“中”，以及通过一些人的坚守，正在实现价值回归的“中”。恰恰是在这丰富而多样的中西接触、交流，乃至交配的过程中，产生出了千姿百态，绚丽多彩的现代中国艺术。

在这众多的现代探索中，公凯的画给我的感觉是，纯正醇厚，新而不怪。

公凯的画深深扎根于中国传统水墨，达到了笔墨、章法和境界三者兼具的效果。

他的画讲笔墨。他对传统绘画的笔墨之美，有敏锐的领悟力，把握其神韵。他深知用笔难，用墨更难的道理，在用笔上多有继承，而用墨上更具新意。

他的画讲章法。章法是平衡的画面安排，更是顺序，有开有合，一丝不苟，实现一种动态的平衡。作为世界镜像的画面本身，没有时间性，而作为绘画，正如荆浩所说：“画者画也”（《笔法记》），作画的时间性要留在画面上。章法还体现在绘画的层次感上。先淡墨晕染，再焦墨破之，在一个顺序过程中完成画幅。章法使绘画像文章，有起承转合；章法使绘画像乐曲，有序曲、高潮和尾声。

他的画讲境界。谢赫讲绘画六法中第一法即“气韵生动”。“气韵生动”最难解释，它不是落实在绘画某种具体技法上，而是对所有的技法起统领作用，这就是一种由修养、鉴赏力和人品的综合作用在艺术中的体现。

对于一位现代画家来说，画出貌似古人的画并不难，难的是画出现代感，却又不奇险偏狭。画要新，但不能怪。艺术的创新不同于科学的创新。科学的创新，要接受实践检验，一味搞怪不是创新。艺术的创新，却常被人认为仅仅是追求与众不同，尝试另一种别样的效果。然而，艺术尽管可以多样化，可以大胆的尝试，但其效果，也有奇与正之分。

公凯的画，脱去了传统文人画常具有的小趣味，而具有大气磅礴之感。现代人的宏大视野，现代生活的动感，都在画作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在这种大制作中，有大笔大墨，有贯穿全篇，气势连贯的大章法，更有现代人特有的气度风范。

公凯的画，处于抽象与具象之间，很好地把握住了“度”。美在于“度”。这个度，可以有多种理解。我更倾向于一种对动作之中的“度”的理解。纯粹的具象要被超越，让笔墨独立，享受笔体现出来的动作的美，享受墨体现出来的自然过程的美，让画家享受一种表现的自由，并在画作中体现这种自由。但是，画家又要把握得恰到好处，在该收之时收住，不要滑向纯粹的抽象。纯粹的抽象画，只是在特定的时段，在特定的语境中，作为对具象的反抗，具有独特的意义，因而是暂时的，也是短命的。公凯的画，正是在抽象与具象之间寻求艺术的真谛，“从心所欲”而又“不逾矩”，追求恒定的价值。

公凯先生有很好的素描功夫，对于传统西画的语汇也很熟悉。不仅如此，他对西方的现代艺术，也有很好的了解。但是，他的画，却以具备自己的主体性。他从中国传统水墨出发，与各种绘画语汇对话，在对话中发展自身。固步自封不叫对话，丧失了自我也就谈不上对话，而只有以我为主，以开放的胸襟，迎八方之风，才是发展的正道。

公凯的画，也许可称为现代文人画。文人画产生于传统社会，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现代人怎样才能当文人画家？也许人们会有多种解释，多种探索。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文人画所强调的知识、思考、读书、行路之道仍不能丢。文人画家讲求人格修养，修养就是人的全面发展，就是使阅历得到丰富，性情得到陶冶，领悟力和境界得到提高。公凯先生涉猎各方面的知识，写诗、作书，既有国外生活和研学的经验，又有学术行政工作的历练，更重要的是，多年来他一直努力接触和研读中西美学和艺术理论，这些都潜移默化地成为修养的组成部分，滋养着他的艺术能力。在这方面，他为当代画家树立了一个典范。

公凯先生很喜欢马克思的一个理想，“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1]阿瑟·丹托也多次提到过这一理想，认为这是多元主义时代的表现。他说到，“你可能早晨是一位抽象主义者，下午是一位照相现实主义者，晚上成了极简的极简主义者。或者你可以剪纸人，或者做任何你喜欢透顶的事。多元主义的时代来临了。”[2] 这个理想也许不能实现，但深入人心。我倒是认为，这与文人画的精神有一脉相承之处，可以吸纳进现代文人画的理想之中。

[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85页。

[2] Arthur C. Danto, The Philosophical Disenfranchisement of Ar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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