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刚：艺术家要学会怎样画地为牢

张晓刚的作品是当代艺术所蕴世故的中国情境的最佳体现。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他运用近现代中国流行艺术的风格表现革命时代的脸谱化肖像，传达出具有时代意义的集体心理记忆与情绪。这种对社会、集体以及家庭、血缘的典型呈现和模拟是一种再演绎，是从艺术、情感以及人生的角度出发的，因而具有强烈的当代意义。

以下是采访实录

记者：您刚才也说了，后来您尝试了其他的一些方法，比如在不锈钢上做画，绘画和日记结合起来，文字和绘画结合起来，这些我们应该不会去解读它？

张晓刚：实际上从思想根源上来讲差不多，《大家庭》可能更多强调个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就是两种价值相撞以后人被社会价值给同化了以后的这么一种状态，所以它可能产生了《大家庭》，它反应的更多是偏向于社会学的角度，而不仅仅是血缘关系的家庭，它可能是一种社会的浓缩。

到后来我怎么样又回到个人的一种状态去关注，但它的主题可能还是社会和人之间的两种不同状态的冲突也好，并存也好，你要描述，是很典型的，就是我们生活在今天这么一个媒体的时代，在媒体的时代里面，个人的感受和媒体的语言之间发生的一种关系，我把这两种关系并制在一起，产生了《描述》这套作品，包括它发展到后来，像用日记和钢板和绘画的结合，实际上都和这个有关系。

因为我们的时代变化得越来越快，在这种快速发展的时代里面，一个人他怎么样去面对自己的一个心里发展的过程，实际上我们心里上的适应能力速度已经远远跟不上时代的变化，我们一个很年轻的人他就开始怀旧，因为他每天感受最清楚的一点就是他不断地失掉，而不是得到，他得到的越多他感觉到他失去的越多，所以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问题，它可能是快速发展带来的一个负面影响。

我关心的是一个人他在面对这种时代背景下他的一种心里状态是什么，可能我就偏重于我就回到过去，我在记忆中去寻找，但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怀旧，你越是快速发展，我越是想在已经失掉的里面去寻找和我们有关的这部分，对我们生活能产生意义的那一部分，可能是我比较关心的。

还有，就是它对我们心里的结构造成影响的那么一种状态，这也是我比较关心的，所以就形成了我这个系列的作品的方方面面的东西。

我们生活在一种不断失忆的状态。

记者：就是您的《失忆与记忆》这样一个系列？

张晓刚：对，《失忆与记忆》它就是围绕这个主题来的，就是我们生活在一种不断地失忆的状态，但是记忆是你摆脱不了的，但是今天我们到底有多少真实的成分，我也怀疑，所以我们需要的可能不是真实的回忆，我们需要有一种回忆的状态，它就形成了一种悖论，这个我觉得很有意思。

我们今天又要生存下去，又必须要学会一种能力，这种能力就是失忆的能力，就像你一个外地到北京来打工的人，你第一件事情要做的是你得忘记你是从哪来的，你得把你过去的习惯先扔掉，你才能有生存的一种可能，否则你就要被淘汰，这是时代逼迫每一个人必须要具备这种能力。

但同时记忆在在我们的生活中又扮演一种角色，它越来越重要，所以就形成了现在我们这样一种心里的结构。我觉得当你体会到这种东西就非常有意思，其实它可能跟《大家庭》作品前后也有一些相关联的东西在里面，但同时它也是今天时代的一种体验，所以不太一样。

我希望我的作品是视觉的，同时又是隐讳的、暧昧的，甚至可能有点诡计的。

记者：我觉得您的作品还是很能触动人内心深层的那一块地方，比如说我看到您有一个个展，是在一个很空旷的空间，这么大一个空间放了一张床，给人的感觉是一种心里上的触动？

张晓刚：对，这也是我希望我作品达到的一种氛围，那种氛围就是起码他不是一种很欢腾的，他是孤独的一种氛围或者貌似怀旧的一种旧的感觉，不是新的感觉的这么一种氛围。另外，我希望它不是一种很直白的可以用直白的语言去描述的，我希望它更多是一种视觉的同时又是一种隐讳的、暧昧的，甚至可能有点诡计的，都无所谓的，但它又是具体的，而且它越具体它越暧昧，所以我摆一个床在房间这是非常具体的，但是它营造的氛围是非常暧昧的一种氛围，我希望我的作品能够达到这么一个感觉。

记者：还包括您的《绿墙》系列。

张晓刚：对，《绿墙》的经历，我是来自于我父母，因为我2000年回去看父母的时候，我发现这么多年他们一直保持这个生活习惯，家里面刷着绿墙，他们家居的摆设，哪个东西配哪个东西，非常讲究，我还曾经帮他们打乱了家里的布局，过两天我回去看他们又还原了。我在想为什么，他接受不了我的这一套美学，他已经习惯在那种环境里面，他坐在那心里面就踏实。

可能在我眼睛里看那个东西是有问题的，但是在他的生活中他觉得那个东西是很真实的，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这实际上是长期以来我们从五十年代可能更早，就是以《绿墙》为标志，已经使他们的生活形成了一种固定的美学观念，这种美学观念就是他在里面他去配东西也好，他在里面生活，他精神上能够有一种安全感。

比方说《绿墙》这个概念，实际上它应该是一个公共环境的概念，但是它在中国人的家里面也是这样一个环境，所以你分不清公共环境和私人环境之间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而中国人长期以来不要私人生活的，他要在最小的空间里面去体验出公共的价值，其实这个就跟我的《大家庭》的主题是一样的，就是你的私人照片，他要体现的是这个时代的照片，他不要我这个人长得什么样，你要把照片修得跟那些伟人一样最好，跟大家认为的那些最美的人一样最好。

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后来我看好多国家的人也有这种习惯，他们来看了以后也说我们的爷爷奶奶这是这样，就是他有一个公共的美学，他和个人的生活发生了一种很奇特的关系，这个我觉得非常有意思，而且在中国我觉得它可能特别突出，就是在我们的生活环境里面你都能感觉到。

记者：您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可以说是从哲学的角度上去思考。

张晓刚：哲学上不敢说，太高了，就是一个艺术家的感受而已。我觉得从《绿墙》这样一个点去展开，所以我现在画一些画，《里与外》这个系列里面，画的室内，我就刻意地去寻找他们摆设家庭环境的那种关系，我觉得非常有意思，什么样的沙发配什么样的茶几，配什么样的植物，配什么样的灯，我觉得这些都很有意思。

那么到了公共环境，外部环境，我加了很多，像高音喇叭这些，也是我想强调这种公共价值对很多方面的一种影响，就是这样。

记者：我看您的《大家庭》，每个人都有一个红线，它的那种符号的代表意义是一种学员的关系，用符号的形式来表示，那红线和绿墙都是一种符号的解读吗？

张晓刚：差不多。

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不应该去关心市场，选择这个职业，意味着你要做好贫穷的准备。

记者：目前您被称作是最受市场欢迎的艺术家，您如何理解？

张晓刚：能被市场接受，我觉得是一件好事，但千万不要为市场去创作，我是这样来看待市场和艺术的关系，如果能被市场接受，就是你真诚地创作，又被市场接受，当然是件很愉快的事。但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不应该去关心市场，也许你被市场接受了，说明你运气好，还有人愿意花钱来买你的艺术，我觉得对这些人也要说声感谢。但是如果没有人来买你的艺术，我觉得不应该影响艺术家对艺术的一个基本的追求和一种信念，所以这个态度我觉得是应该一直保持下去比较好。

因为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讲，其实你选择了这个职业，就意味着你要做好很多准备，包括贫穷的准备。现在来看你得做好可能有钱的准备，我觉得好多人是更多地愿意看到这种准备，但是你不要忘了百分之八九十的艺术家可能要做好贫穷的准备。但是这个是艺术的魅力，对艺术家来讲最重要的其实是艺术能给你带来一种不同于一般的生活，这种生活方式我觉得才是最有意义的。

记者：作品受到市场的认可只是一种附带品？

张晓刚：其实严格来讲，一是让他把作品完成了以后投放到市场，市场怎么样接受他其实跟艺术家已经没关系了，其实已经是另外一个游戏的范围，艺术家应该不要去太多地关心这个，我是这样一直认为的，所以我也不太关心有些艺术市场的拍卖，什么一会儿又上去，一会儿又下来，我觉得这个跟我没关系。

记者：因为您现在的作品在艺术品收藏里面是非常火爆的。

张晓刚：也不是非常火爆。

记者：所以我们就想问一下，跟这个市场环境是不是有一定的关系？

张晓刚：其实这个关系很简单，艺术家是负责创作的，艺术市场是负责买卖的，买卖实际上是另外一些人在控制，或者它有它自己的市场，它有自己的规律，也许你今天卖得很好，明天不一定你可以永远保持，虽然我不懂经济，不懂市场，我想这个跟艺术的创作是没有直接的关系。

但如果说你希望自己的作品有一个好的市场，我觉得也只有一个前提，对我来讲，尤其是对一个好的艺术家来讲，只有好的作品才会有好的市场，如果没有好的作品，那个市场真的就是一个泡沫。所以对艺术家来讲，最重要的不是去关心市场怎么样，最重要的还是得回到市场上来，怎么样把你的作品做得最好，可能你才会有好的市场。所以这就是我为什么说好的艺术就会有好的市场这么一个想法。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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