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家李小可和他的父亲李可染

李小可1岁多，头回提笔，画了个鸡蛋。或者说，就是一个圈。他自己不记得，是母亲后来说的。60岁的时候，他第一次在中国美术馆办了水墨画个展。2012年7月11日，李小可水墨作品展《水墨家园》又在中国美术馆揭幕，偌大的前厅挤得水泄不通。他今年满68岁了。

李小可画画，似乎是命里注定的事。他的父亲大名鼎鼎，水墨大师李可染。李小可的命都是拿画换来的。1944年李小可降生在重庆金刚坡，为了筹生孩子的钱，父亲特地在重庆办了场水墨画展。

当大师的孩子不容易，特别是长大了也画画。李小可进入北京画院成为职业画家的时候35岁，更多时候他是父亲的助手。“因为他是一座大山，我还有责任要为他服务，不能说：你是你，我有我自己的个性、生命和价值。”父亲在世，李小可为他的生活和工作做各种事务性的安排，“他更重要，你得牺牲一点。”李小可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父亲过世，他仍然要操持父亲的画展，管理李可染基金会。

艺术大师的子女，少见在艺术上有大作为的，李小可认为“大抵是这个缘故”。“要说我是一个无名的人，农村来的，没有人会把你和他们相比。现在一看，李老的画笔墨韵味、用笔如何，马上就进行比较。”压力不言自明。

小画家当了兵

幼年李小可的“家园”，在大雅宝胡同甲2号，中央美术学院教工宿舍。院子这头到那头不过十米，住的可都是大师。前院是画国画的李苦禅，旁边是画油画的董希文，挨着董家的是张仃、周令钊和吴冠中，后院还有黄永玉、王朝闻、叶浅予、李瑞年。齐白石和徐悲鸿也是小院常客。齐白石给小可画过两条鲶鱼，题字“二岁小宝”。“小宝”是李小可的乳名。

在一般人看来，跟这里头任何一位见上面说上话，就很了不得；在李小可和院里的其他孩子看来，这些人就是自家长辈。

李苦禅每天都在不断地画画写字，见了孩子会亲切地招呼。他是从旧社会苦过来的，说起旧事却总那么好玩逗趣。董希文严肃，不太跟孩子说话，虽然自己画的是西画，家里却挂了好多有名的中国古画，都是家传旧藏，有一张任伯年画的人物，非常好。他的画室在后院，大儿子董沙贝会带着院里孩子去看他爸爸正在画的《春到西藏》和《百万雄师过大江》。

黄永玉是“长辈”里最年轻的，跟院里孩子拍张照片，就像个“孩子头”。“文革”的时候黄永玉住一间很小的房子，没有窗户，他在墙上画了一扇窗户，还有阳光照在上边。

七八岁的小可也能画画了，12岁画的一张水墨《千帆图》，在英国举办的一次国际儿童画展上得了奖。无数的帆船，在纸上又满又密，如今和他画展同名的巨幅《水墨家园》，画北京旧城景象，仍旧是特别满的构图。回过头琢磨，父亲的影响和自己的审美取向，似乎那时候就有了。

1960年他上了中央美院附中，所学七成是西方美术技法，但学院教育的路途很快中断。1962年中国边境局势紧张，部队第一次在艺术院校征兵。李小可和另外五个同学一起参军了，算是一批准专业的美术工作者进到部队。他画军史、师史题材的油画，画连队生活的黑板报、幻灯片；训练上也是尖子，新兵连“小画家打靶”，6发子弹他打了58环。

不管干什么都要干得像样，这种劲头他觉得是美院附中给他的。“那个时代虽然学的是基础的东西，但老师的长处是带有一种理想主义，给你启发，给你艺术的爱好，给你奋斗或者向前的追求。除了技术之外，还有一个精神。”年近古稀的李小可，眼神里却又依稀闪出少年心气。

但父亲在“文革”中成了“反动学术权威”，李小可在部队前景黯淡，他复员了。1968年，他的选择有两个：北京制药厂和北京内燃机厂。他想到有见识的地方去。“北内”是有上万人的重型工厂，有巨大的天车，锻工车间有十吨重的锻锤。他当了锻工，在锻压机上把通红炽热的大铁块打成内燃机曲轴的毛坯，汗流浃背，大口灌下盐汽水。他在工厂游泳池边画巨大的油画《毛主席畅游长江》，画《毛主席去安源》，也给样板戏画布景。1973年，他才又拿起画笔，跟回到北京的父亲学习国画。

“要像从其他星球来的人一样”

打铁十年，“文革”结束。年过七十的李可染重新计划到南方写生，需要助手，也需要人照顾。李小可离开工厂，跟随父亲一起去黄山、三峡、四川写生和讲学。对于写生李可染有一句话，去发现和感受自然，“要像从其他星球来的人一样”。

“外国人来北京，哪儿都觉得很新鲜，咱们老在这儿，就觉得这有什么可表现的？一个好的艺术家要能够在别人习以为常的事情里发现美感，或某种意境。”李小可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当年父亲带着学生到桂林写生，画了两天还没出东西，大家都觉得，换地儿吧，没什么可画。李可染拿出一个巴掌大的小笔记本给学生看，是他画的速写。“大家一看完全不一样——他静下来去看，感受的东西是无限的。这个时候，学生才回过头再画，不再说没得可画。”

1972年，接周恩来调令，李可染从湖北丹江口干校回北京，为常有外事接待任务的民族饭店画了丈二匹《漓江》。这幅大画的草稿，就是当时在桂林画的一张小小速写。

这一趟下来，李小可整理出自己的一批写生，凭这些作品进入北京画院，真正成了职业画家。1986年，他进入中央美院进修。父亲是画山水的，李小可就挑了周思聪、卢沉的人物班。正是“文革”后中国空前开放的年代，是“八五新潮”的年代，美院天天都有台湾、日本和各地的人来办的各种讲座。很多人关注新的绘画新的观念，传统的水墨有点落寞了。

“这个时间的好处是使你思想有一个比较，而不仅仅是在单一性的文化当中去思考。怎么看待传统文化，怎么看待世界文化，世界文化到底是什么，它的长处可以被吸纳的东西又是什么？当代绘画强调的艺术价值就是原创性，但原创性和传统性的关系是什么？你到底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艺术不能停留在古代，怎么和时代连接？”李小可满脑子都是问题。

这些个问题，在他小时候，大雅宝胡同甲2号的大师们早已开始探讨。解放初期，“地主文人趣味”、“虚无主义”的传统山水画跟新中国的意识形态不能“兼容”，社会的主流看法是取消山水画，甚至取消中国画。中央美院没有国画专业，李苦禅去传达室看大门了，李可染改教水彩画，叶浅予教速写。

但他们觉得中国画在中国文化中是最具特征的，不能就这么没了。李可染与罗铭、张仃到南方写生，回来在北海的悦心殿做了一个小的写生展览。“实际上就是让大家看到传统的水墨，能和时代的生活连接起来，让中国画有一个新鲜的生机。”李小可说，“当时包括徐特立、齐白石都看了，也都很欣喜。但也有人认为，这种变化离中国画太远了。董希文也觉得中国画的表现力是不够的。”

同在一个小院，学术观点不尽相同。比如后来在笔墨问题上，张仃说要“守住笔墨的底线”，而吴冠中认为“笔墨等于零”——绘画要想推进，不能被笔墨限制，应该放开寻找新的表现可能。“角度虽然不一样，实际都在想中国传统的艺术怎么随着时代向前走。到‘八五新潮’以后，我们也在想，西方文化有这么多的经验，但是你怎么看待自己的文化？”

美院进修期间，李小可画了《宫墙》。不厌其烦的绵密线条砌成宫墙，占据了大半画面，极度透视的角度只留出一小片天空。这幅画参加“北京风光展”，受到业内外包括吴冠中先生的肯定。

一次在北城的河北大厦办事，从高处往南看去，雪后的北京，远处已经被很多现代建筑掩盖，中间还有一块保持了过去的四合院格局，掩映着枣树、槐树。李小可画了一张雪景，也从此开始画北京的记忆，画自己心里的、情感中的北京。2009年他完成了这次展览的同题巨幅作品《水墨家园》，一支毛笔、简单黑白，只用线和皴表现出一个恢弘的旧城。“既借用了中国传统笔墨语言，也吸纳了当代视觉化，包括抽象、写意的方法。那些屋顶如果用油画表现，肯定不如中国画的线与水墨更有效果。”

徐州的摄影家郑云峰在1988年来找同乡李可染求一幅字，“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郑云峰要拍黄河，从源头一路拍到入海口，他想把李可染的字刻成碑立到黄河源头做个纪念。他又邀李小可同去。李可染给题了字，又画了一头牛送给郑云峰，卖掉这头牛，买了一辆212北京吉普，他们开着它进了青海藏区。

车过日月山，眼前豁然开朗，像是到了世外桃源。在小餐馆吃一碗面，门外进来一个小伙子，黑得和铁一样，但眼神里凝着一种光芒。寺院里的僧人神情宁静淡泊，全无杂念，内地看不到。李小可爱上了西藏，从此频繁往复，已经跑过二十多趟。黄河源头、长江源头、珠穆朗玛峰，最远去了阿里的古格王朝遗址。这次展览里另一幅十米巨制《远古的回声》，就是画的古格遗址。

“西藏有它的神圣瑰丽，又有严酷、艰难、黑暗。到西藏阿里开车，几百公里可能一个人都碰不到，但是在荒原雪里面有经幡在飘。这种文化和宗教实际上也是一种生命的张扬，不然在一个黑暗茫茫的荒原当中，他看不到一点希望。没有一个强烈的生命感，你会被自然界淹没。”李小可说。他去的大多是人迹罕至的地方，但路边总能看到石块码成一座座小“塔”，“谁去都可以在那儿码，它或者是一种信仰，也是说明生命的存在。看到这些东西，你知道这里曾经有人走过。你不孤独。”

他画了《山魂》。凌乱抽象的笔触、墨点，堆积出逼真写实的雪峰。山峰巨大凛然，气势逼人，画面一角，却有小小的佛塔、牦牛，经幡在飘动。

“你是大师的儿子，必须要有一点狠劲”

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父亲的社会应酬慢慢多起来，在北京已经没有办法静心作画，只有每年到北戴河住的一个月，可以躲开大多数访客。走的时候，为感谢负责接待的领导、朋友、服务员，李可染会画些画送给他们。晚年他体力下降，在北戴河画成的画更珍贵，得留着。送人致谢的画就由李小可代笔。1989年，李可染在世的最后一年，李小可画了六米的一幅北戴河日出，父亲看后在画上题了自己的名字。

“过去父亲看自己的孩子是永远不能成熟。通过进修我在结构、形式上有了一点想法，我父亲觉得有一点惊讶。过去有一个孩子帮他做事，天天忙活，联系、安排、拍照，搬运东西，办展览布置场地，包括装饰镜框……都是这些，也耽误很多时间。但是慢慢看，这个画有那么一点雏形了。我觉得他有点没想到。”

父亲的肯定得来不易，这似乎也是正常的。“你是大师的儿子，你要想‘出来’必须要有一点狠劲，拿出你的作品。”李小可说，“我的作品既要有我父亲的营养，同时也要有特殊的感受和表现，也要有某种坚持。”

父亲早就说过，“可贵者胆，所要者魂”。艺术家得有自己想要的，追求的，那是他作品的魂。“这个艺术是他李可染的艺术，是个性的而不是一般化的。他讲宁可画坏了，也不能画出来都是一个样。所以李可染这个图式的形成，人们能记住，是因为他要的东西很明确。”

李小可觉得，今天不容易出大师了。这个时代过度物质化，越来越多的人只关注当下马上要解决的事情。比如说报社、电视台，利润、收视率总是第一位，“但是不是收视率高的东西就是最好的，并不见得。”

他看迈克尔·杰克逊那部纪录片《就是这样》（This Is It），特别有感触。杰克逊是世界巅峰级的艺术家了，一出去比皇上比总统都厉害，众生倾倒——是真的晕倒。在美国能给他伴奏的乐手，也算得上是行业里最顶级的人。但是在排练里，为一个音调他告诉一个乐手：慢一点，再慢一点，连续说了五次。

“五次的意义在哪儿？不是钱，也不是其他——他已走到巅峰，怎么做人们都鼓掌，但他想的是艺术语言的分寸，对舞台的控制力，要求极端的严格。要是对艺术没有自己的追求，他能有这样的感染力么？杰克逊又是悲剧性的，在市场中，又必须遵从市场、经纪人、社会对他的愿望。”

“真正成功的人，可能还得从世俗中脱离出一部分，最后才能有成绩。”李小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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