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童:性别平等与城市文明发展有关
性别平等与城市的文明程度成正比
记者:您怎么看待中国性别平等的现状?
苏童:这个分两方面,一方面是直观感受的性别认识,另一方面是抽象的性别意识,包括性别平等意识。在华东一带,我从小生活的江浙一带,说实在的,我并没有感受到太多的中国传统性别意识带来的不平等。那个地区虽然谈不上是以女性氏族为中心、主导的家庭结构,但是确实在那个区域文化当中,女性的地位至少是受尊重的,比如大家都知道的上海男人与老婆的关系。但是在中国的广大腹地,内陆地区、西部甚至是东部,那些不平等的现象是存在的,这些是我的直观感受认识。女性悲剧的性别意识在中国一部分地区仍然在延续着,存在于某个人群当中。而让人感到欢欣鼓舞是在有些所谓现代文明渗透比较深入的,男女平等地域文化比较流行的江浙沪一带、大都市比如北京、广州,女性基本上是没有太强烈的悲剧感。从抽象的一方面说,因为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有男尊女卑的一面,比如说亚洲的政府和北欧的政府,女性在政府机构的人数和地位还是有很大差别的。我记得挪威有一届政府官员都是女性,政府组织是个妇女组织,从这个来看我们还是有差距的。性别平等的问题涉及到社会、人和政治的问题。有关性别的抽象意识最终会在政治上有个反射,表现在机构、组织、首脑人员男女比例的配置。在文明相对发达的城市日常生活和政治生活中,中国妇女是两种地位。
记者:您觉得中国男性对女性有什么不够尊重的行为吗?
苏童:一个上海家庭和一个东北佳木斯佳家庭,男与女的地位是天翻地覆的差别。文明越是发达的地区,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家庭,男女不平等的行为就会越少。
比较擅长写“不带眼镜”的女性
记者:今年,哪位女性(或女性群体)给您留下深刻印象?为什么?
苏童:我写的作品中女性身份比较多的是市井,很少有知识分子,因为我不太了解她们。每个作家都有差异,不同的作家有不同的爱好。写市井身份的女性我比较自信,写的比较多的,这个当然也和故事形态也有关系。我比较擅长写“不带眼镜”的妇女,在我的乡村情结系列,形成的各种各样的女性角色,基本上都是市井的、底层的,不带眼镜的妇女,因为我们家庭经常被这样的人包围着。我妈妈虽然是工人,是个在街道上非常有号召力的女性,但是她承担着在一半街道居委会主任的角色,总是有人来找他诉苦,找她解决问题。于是我们家不停地有形形色色的人来找我妈妈说这说那,有时竟然还会哭起来。与其说我要去观察他们,不如说是她们不自觉的跑进我家来,闯进了我的生活。
推动社会性别平等需要大代价
记者:您觉得自己可以从哪些方面推动社会性别平等?
苏童:我觉的我本人基本上无能为力的,推动社会性别平等并不是一两个人,也不是作家,甚至不是政治家所能改变的,中国要想像北欧国家那样真正实现男女的平等恐怕要花很长的时间和代价,去渐渐地改变。文化本身就是这样,无论它是霉烂的或者好的要去一下子颠覆是不可能的。
记者:请您用一句话来表达您对中国女性的关爱和祝福。
苏童:女性是我们的母亲,妻子和女儿,将他们视为亲人就可以。
记者:您心目中的女性榜样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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