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永青:和杨丽萍的友谊就像最清澈的水
八十年代和杨丽萍一起跳迪斯科时就很时髦
记 者:你和杨丽萍老师是好朋友,你们是什么时候认识的?
叶永青:我是很早就认识杨丽萍,因为那会儿见到丽萍的时候实际上是比较早,八十年代的时候我就见到过丽萍,那时候其实她已经是很有名的一个舞蹈的演员,但是我们看她都还是早年的跳《孔雀公主》,一些民族的美女形象。在生活里原来接触的不太多,但是后来是在北京的时候,开始经常有些朋友之间的聚会,有一点像一个云南的老乡聚会,但是那会儿丽萍是一个标准的大美人,很漂亮的一个姑娘。但是当时她来让我们出乎意料的是打扮特别时髦,穿一个牛仔裤,一头很浓密的黑发,晚上大家喝一点酒,在一起晚上跳迪斯科,只要她一跳,全场就没有办法了,纷纷人就散开了,就看着她在那儿跳舞。所以印象特别深,但后来就在昆明的时候经常有时候能够在一起,她也跟很多艺术圈的很多画家都是朋友。
其实后来我们比较深入的一些交往实际上是再后来我回到昆明以后,是在差不多1999年到2000年,2001年以后的那段时间,那个时候我在昆明做上河会馆和做创库的艺术区,丽萍那个时候其实也回到云南来,她当时开始一点一点在很艰难的情况下排练,当时的她的迄今为止还在公演的舞蹈《云南印象》,我记得我还去看过她的演出,去看排练。当时的那个排练的场景对我来说是迄今很难忘记的这样的场景,因为她不像一般的舞蹈家,或者一般的创作者。她是一位从舞蹈本身语言来出发的舞者,她的艺术或者她看到的有价值的东西,其实都是那种田间地头,还有就是在生活里面一些场景。她看到的是云南,云南实际上是一个艺术的海洋,歌舞也是、歌曲、舞蹈、诗歌,包括绘画。但是尤其是歌舞为盛,就是每个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一个非常深的一个渊源,而且是每天在日常生活中都贯穿在这里面的,是丽萍去挖掘了这样一些东西,去把这些人,我觉得在某种意义上,丽萍是一个发现者,也是一个组织者,而不是一个简单的编舞。
她当然也有编舞的成分,但是这些东西本身是存在在生活里面的,这个当时对我来说我觉得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东西,也是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东西。另外很多想法就是觉得她真的是有那种很惊人的,很旺盛的这样一个活力,这个活力不是一个在生活中间享受,或者在生活中间游山玩水的这样一个精力和活力,而是真正的看到任何东西都要把它想办法和创作联系起来的活力,这种东西其实是一种能力。
记 者:杨丽萍老师说她眼中还是曾经那么帅的“叶帅”您今天说杨老师年轻的时候也是依然那么美,一跳迪斯科大伙儿都跟着一块玩儿,在年轻的时候,你们的接触当中还有其他的一些艺术家有没有一些特别有趣的事情,跟我们一起聊一聊。
叶永青
西双版纳是叶永青和杨丽萍梦想开始的地方
叶永青:云南的景洪西双版纳是我最早开始艺术创作的地方,我的毕业创作就在西双版纳创作的,那个地方是最早开启我艺术想象和梦想的地方,我当时想象自己能够成为一个像高更一样的艺术家,能够在一个像热带和亚热带的雨林里去创作,那个地方的这种风物能够给我一些创作上的温床和培养我创作的这样一个地方。我觉得这是我艺术出发的地方,我想也是丽萍艺术出发的地方,她最开始是跳傣族舞的,也可以说是从云南景洪的西双版纳出发的,西双版纳是我们梦想开始的地方。
然后我们成长的城市是昆明,昆明在过去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小的小城,但是这个城市有非常浓郁的艺术的气氛,我们身边有很多很多好朋友,就是少年时期的那种小伙伴,后来都变成今天被大家所知的一些人,我们这些小伙伴们有从事舞蹈、音乐,还有包括文学,还有包括绘画,像我们当时身边比较亲密的一些朋友如张小刚、毛旭辉,还有包括潘德海这些都是少年时候的一些好朋友,也包括很多诗人,云南也是一个诗人辈出的地方,所以就是在那样一个城市我们分享了很多东西。
人生到了这个阶段,从当年的帅哥变成今天这个样子的时候,但是我们还是走到人生的另外一个境地里面,就是我们又回到自己的故乡大理。这就像一个人的生命会有春夏秋冬一样,我觉得我们现在正好是处在一个生命的秋天阶段,在秋天的这样一个季节里面,我们能够走到像大理这样一个开阔地,一片天空都比较开朗,视野也比较开阔的这样一个缓坡,我们已经不会像年轻的时候那样用力的向上攀登,这个时候我们其实可以把脚步稍微的放得从容一点,把我们的视野放得更开阔一点,这个时候我觉得大理刚好又是一个我们聚会的地方。
大理本身就是一个风云际会的场所,所以我很高兴一些年轻时候的朋友和伙伴,也能够在那样一个地方聚会。所以丽萍和我都同样是在大理,大理也是我们的故乡,我们也都是白族,有着白族的血统。在大理,杨丽萍有她自己居所,我自己也有一个小小的居所和一个小的创作的基地,我就想这就是人生中间比较让人感觉愉快地方,你找到一个自己喜欢的一个地方生活,而且这种喜欢的环境里面包括了你很多心意相通的这些朋友。
杨丽萍是位让人敬佩的“女汉子”
记 者:感觉这种情景是非常幸福、快乐的,在自己喜欢的地方和三五好友聚在一起,很幸福。2012年的时候杨丽萍老师的《孔雀》全球巡演目前还在进行中,您作为《孔雀》的艺术顾问,能聊一聊这次的合作吗?这是你们第一次合作?
叶永青:对,我们实质性的这种合作算是第一次,但是其实以前她的每一次演出或者每一次创作,我都非常的关注,就像最早的《云南印象》,后来她又做过一个《云南响声》,每一次我们都是希望自己能够做一个观察者。看一看这个东西,我觉得我就是一个丽萍的一个舞蹈的一个观众,一个非常希望她的,一方面就是她做所有的事情,为她在旁边鼓掌,但是同时其实每一次我们都捏一把汗,因为她每次做的这些事情,其实在某种意义上都是一些真正的创新。
我很佩服丽萍,她是不断地在路上的,不断地把每一个新的地方都当做一个现场,她就是不断地在制造一种现场。其实舞蹈也是一个现场,每一次的创作也是一个现场,这个就是很让人觉得钦佩的一方面。但是同时她的这些创作,未必也不是一个冒险,因为我是看着她真的是到了揭不开锅的时候,有很多很困难的瓶颈时期,包括物质上。我觉得她是一个真正的女汉子,很多东西要靠她一个人来扛,不是她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的,她要养上百个人,现在有好几个团,我都不知道是多少人,但是我觉得像我们来说,这是我们做不到的事情的。可一个女人却做到了。
生活中杨丽萍是个酒仙
叶永清:杨老师其实是一个酒仙,她有很好的酒量,但是她就是选择人,就是对的人,平常肯定是,就是都没办法喝酒,但是跟我们在一起还挺能喝的,而且喝酒以后都还很high,特别好的酒量,少有的好酒量。
记 者:平时像这种聚会还挺多的吧?
叶永清:看机会,不太多,很少,都很忙,就是这样,尤其是现在就更忙,有时候我经常就看着她,因为她的演出从《云南印象》开始,一开始都是她每天要亲自担纲要去跳,到现在的《孔雀》也是每一场她都差不多要跳到将近一个小时以上的,好多这种演出,原来《云南印象》是她每一个星期是,每天是轮满了六天的演出,每天都要演,只有一天休息,这一天的休息还是,所以她基本上是可以,私下你可以把她取个绰号叫“杨铁人”,真的是特别特别厉害。
还有一天的时间,很可能都要赶到什么地方去,有各种各样的代言、开幕式或者是各种各样的活动这些,所以基本上是没有休息,尤其是那种每一天那种跳,像现在的《孔雀》有些地方要加演,一天要跳两场,是吧,所以有时候我在问她,我说你这样跳,累不累呀,每天都这样跳,而且在上面那都是很大的力气,她不累,她说跳舞不累,你画画儿会累吗?我在想,可能是,这种一个人在做他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的时候,她感觉不出累来,但其实这只是一种感觉,我想这肯定是累的,但是这种累也接近她的这种东西。
因为其实在某种意义上,一个,说杨丽萍是一个舞者,但其实她也是一个劳动人民,所以她跟那些她自己的,她的那些舞蹈团和这些都是一些农村里来的孩子,这些孩子其实就是一些劳动者。我曾经去看过她当时排练《云南响声》的时候,那个场景是非常非常让人感慨的场景,就是她的那些排练不是有脚本,不是有剧本,不是有这样的东西,杨丽萍就像一个炒菜的厨师一样,她知道黄瓜在哪里、番茄在哪里、辣椒在哪里,那些小孩或者是那些民间的艺人,她知道谁会吹笛子,谁会打鼓,谁会做什么样的东西,那些人每个人其实都是艺术家,都是身怀绝技的艺术家,只不过杨丽萍是一个调配这些声音和调配这种感觉的人。
她说我现在需要牛出来,一群牛出来,然后那些小孩就尽量装一群牛,她说一个牛不够,再加三个,再加五个,我需要一些马出来,她是这样的,就是全部是那种田间地头的,在田里面劳作的那样一些经验,那个小孩没有,那个小孩在想关于马的一个,在发挥他关于一个马或者关于一个牛的这种想象力,这个是很有意思的,说我需要一个很清澈的一个声音,这个时候就有人抬着一个整支的竹竿的一个吹笛子的老者就上来了,她是这样的一些东西在起作用,在产生这些她的创作的想法,所以这就是,她很多东西其实是跟生活联系在一起的,也跟这样的一些体验连在一起的,所以她不是一个那种,我们在学院里看到的那些东西。
叶永青和杨丽萍
叶永青为杨丽萍创作油画《孔雀》
后来,我们在大理,她跟我说想再做一个新的《孔雀》舞剧的时候,她带着她的创作团队和主要创作人员来到我大理的家,那时候我们家还比较简陋,就是每个人坐在一个草墩上,我们开始嗑着瓜子,开始喝着最简单的茶,在开始谈这样一个最简单的《孔雀》的构思和一一些想法,我当时内心其实觉得帮不上杨老师什么,因为我对舞剧不太懂,完全是个门外汉,但是另一方面我觉得我其实也还是可以参与,一方面我见证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另一方面我觉得我起码可以作为一个很客观的一个观众来看这样的东西,我站在一个观众的角度,参与她的这样一个创作,这个是我自己找的一个角色和一个角度。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间,丽萍其实给我提过一个要求,她说我们是多年的好朋友,但是这次舞蹈她希望我能够为她的创作一幅画,画张孔雀,这个我觉得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新鲜的一件事情,虽然我的创作是画鸟的题材画了那么多年,但是其实那些鸟实际上都是非关鸟事,无名无姓的,我也不知道那个鸟的品种是什么,其实我的用意并不是关于鸟这个品种或者鸟这个题材,而是用鸟这样一个题材来说别的事情,说自己的一套语言的东西。
丽萍提出来的是很功能性的,因为排练了这样一个叫《孔雀》的一个舞剧,她希望第一这个《孔雀》有一个识别的符号,另外一个是孔雀这个形象能够为这个剧所用,可以做一个LOGO,我当时很高兴的答应了这个事情。后来有一天突然有人给我发个信息,她说你知道世界上还有这样一个节吗,我说什么节,他们说今天是国际画鸟节,我说世界上还有这样的节?好,那我在国际画鸟节的这天开始起笔创作这幅《孔雀》。
在创作的过程中,我慢慢的开始有一些想法,因为这几年我另外的一个工作和事业基本上是回到大理,回到大理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是回到乡村这样一个环境里面,它和我原来创作的北京这样一个中心的这种场所有所不同,它一方面是一种距离感,同时也是一种另外的一种角度来看这样的东西,乡村其实有很多乡村的问题和乡村的这种困惑,这些困惑包括现在的整个乡村的这样一个空心化,乡村的这种失落,很多年轻人离开乡村去往都市等等这一类的东西,但是实际上我们整个今天在现代化的这种发展和城市化的发展里面,其实大家都没有真正回头去看一眼,我们已经越来越正在消失的这样一个乡村的这样一种概念。
将美院的课程搬到乡村田野
我另外一个工作是在做四川美院的老师,所以我希望在我的教学里面能够恢复这样的一个课程,所以我跟学校提出来,我说我给学校贡献一个新的课,叫乡村田野调查,学校也同意了,所以我已经差不多是三年多,今年是快四年的时间,每一年凡是我的课,我都愿意带学生在大理,带农村里来上这个课。在上这个课的过程里面我就发现其实这个课还是很受到学生的欢迎,对我来说也是很大的一个教育,就是我和学生一起来打开这样一个关于乡村的一个视野,关于乡村的礼仪、乡村的建筑,乡村的民间的建筑,还有今天正在改变的新农村的改变,还有包括新移民等等一系列这样的东西,都可以作为我们今天的一个课题和讨论的东西。
但是在这些讨论里面,其实我也在想,我们能不能给这个乡村带一点,回馈给这个地方什么东西,所以我当时就在想,能不能,你看乡村在不可避免的改变,在这样一个改变里面,其实没有什么现代化的常识和现代化的有效的声音,而是更多的带来的是现代化去吸食乡村血膏的那些比较惨痛的这种教育,现代化没有回馈给乡村一些有益的东西,比如说创造力,比如说想象力,比如说我们艺术家的这种设计的力量,和这种当代的这种生活方式,关于美学的,关于这些有意思的这些东西,其实很少回馈给乡村,但是我们城市又不断地从这个传统里截取了他们所需要的片断,把这种优质的东西提取了,然后把劣质的东西全部还给了乡村。
创建乡村艺术帮困基金
我在想,我们能不能有这样一种项目,或者一种实验来把一些今天的这些跟艺术有关的,跟想象力,跟创造性有关的,比如说一些有意思的,请一些有意思的建筑师、设计师还有包括一些艺术家的这种参与,能够在今天这种乡村的这种改变里面,来寻找一种平衡,来参与到这样的东西里面,所以当时我想,能不能做一个小的基金赞助一些艺术家和创作者,来在这种乡村里面起到一些作用,来回馈到这些东西,所以当时我在想,我们能不能做一个小的基金,或者一个小的计划,这个计划就叫乡村艺术的帮困基金,就是用艺术的形式和艺术的名义去帮助。
这个帮助不光是一些钱的帮助,其实是一种知识、生产和知识的,或者是一些艺术方面的一种观点的这样的一种,和行动联系在一起的东西,当时我就想,丽萍在收藏我的作品的这笔经费,我就想把它拿出来做,当然这个是很少的一点点钱,我就想能不能拿出来做一个相当于像启动的一个资金,当时我在想这个的时候,我就想能不能再把它放大一点,就把这张《孔雀》的这张作品也做成一个版画,所以后来我们做了一个180张的这样一个有限艺术的这样一个版画,把这样的一个,来募集一点经费做这样一个项目,所以这个项目一直到现在,其实版画也做了,这些都在做,现在也有很多人都非常支持和认同我们这种想法,也有很多人支持,收藏都很踊跃,现在也得到很多人的支持,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有意思的,我就觉得我们的一个很简单、很朴素的这样一个想法,一个本着最简单的初心和体验的心情的东西,能够得到大家的一个认同甚至是支持,很实际行动的支持,但是我们给大家一个很好的回馈,也是一个很好的纪念,就是这个《孔雀》。
所以《孔雀》实际上是一个种子,是一个小小的种子,一方面它作为丽萍个人的这样一个舞剧,现在在走向各个地方,各个城市的公演,甚至很可能要走向世界的这样一个过程里面,她其实也留下,留给自己的家乡一点点小小的一个回馈,这个是很有意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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