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青：一进教室我就沮丧瞌睡

在曼哈顿五十七街第七大道，有一所老牌名校叫做“纽约艺术学生联盟”。美国现代艺术的祖母级人物乔治娅·奥基弗曾在此毕业，日后成了美国女画家的偶像。

“联盟”自1950年代后渐渐没落。它成了一所向各种年龄、身份艺术爱好者开放，但不颁学位的古董型美术学院。维多利亚风格的老旧白楼至今地处五十七街昂贵地段，可以证明它往昔的光荣。

校内挤满艺术学生和业余爱好者。1980年代，中国人来了，仅仅为了学生签证而来。我也是其中之一。

先是心不在焉混在各国学生中画人体素描。一边画，一边为下个月的房租犯愁。模特却是个个认真敬业，不必老师摆弄，自己做各种姿势。但我以为不好看，不入画：健美把式？体操动作？还是舞蹈造型？看来希腊传统远在地中海，美国还是美国。一位肤色雪白的健硕男模特还有绝活：他一弓身倒立起来，面红耳赤，神情坚毅，维持将近一分钟。他的女友在别的班当模特。有一天他抱着新生婴儿来到教室，全班鼓掌欢迎。

我是个坏学生。进了教室我就沮丧、瞌睡。后来索性每天到门口签个到，就溜上三楼咖啡座抽烟。

在咖啡座，天天可以看见一位满头金发、浓妆艳抹的老太太。她的样子仿佛尚未卸装的百老汇歌舞演员，过时太久的时装模特，或被遗弃而曾经有身份的女子：旧式女帽斜插着一支紫色羽毛，衬领敞开，露出垂老的乳沟。超短裙碧绿，更有碧绿的连腰网眼长丝袜，当然，还有颤巍巍的，但完全不适合她的年龄的高跟鞋。如同许多上东城富裕人家的老太太，她的神色，以至整个身姿流露出经年累月的凄凉和高傲。她从不看人，也不同人说话，永远孤零零地占据着门边一张椅子，威严而茫然，凝视着桌面上的咖啡杯，或者弯下身照料脚边的几只塑料袋。

她不像是做过母亲或妻子的妇女。这在纽约并不稀奇。显然她也不是这的学生，咖啡座侍者说，上几代的雇员和学生就看见她天天出现。不消说，她是疯子。此地的人从不打搅疯子，学校也任由她进出流连。可纽约有的是乞丐或半疯的人——学校对过就有一位既疯且醉的壮汉，每天高声歌唱普契尼咏叹调，手里举着讨钱币的铁罐——这位老太太何以偏要到“艺术学生联盟”来？

但愿后来我听到的故事是真的：终于有人告诉我，马蒂斯1950年代造访纽约(这事是真的)，据传曾选中这位女士当模特，也就是说，大师本人画过她。

难怪她骄傲。难怪她喜欢紫色和生葱般的绿色。原来她是忠贞不渝的艺术烈女，这位紫绿色的缪斯！

我的画室

纽约是房屋的丛林(有理无钱莫进来)，是一片难以测知深浅的生态场：各种人，各种生活方式，各种可能性，包括各类租金。总之，1991年底我的美国画友奥尔告诉我时代广场第七、第八大道之间有一所住满艺术家的大楼，每一画室月租金才三五百块。他独用一间，大半时间要去打工，空着也是空着，他频频催我过去。知青生涯留给我的后遗症(或良药？)可能是对一切不抱奢望。所以有些我以为很难的事忽然如愿以偿，半是机缘，半是有人推一把。那年冬天我取到奥尔的钥匙打开西四十二街233号501室的房门，经年累月的松节油气味扑面而来。撒一泡尿，点上烟，我在五十平方米的屋里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只觉得就像初上井冈山那会一样年轻，这是我平生第一间自己的画室啊！

居所和画室分开真有道理。松节油气味仿佛催眠剂哄着我进入恒定安稳的工作，工作专注到近于痴呆，快乐的痴呆，以至忘记快乐。累了，醒过来，发现自己睡着了。画室在日光灯下的宁静呈现一片无声的吵闹：这里那里都是被灯光平均照亮的画或画册，所有画面抢着说话。美国的生活教会我如何同自己相处，教会我如何工作(倒不见得教会如何画画)。每次当我买下做内框的成捆木杠背回画室，心里就想：干什么？谁叫我画这么多无用的大画？每次办展览，搬运货柜车停在楼下，几条彪形大汉铺一地家伙包装，我就觉得闯了祸似的。渐渐地，我和奥尔的大画堆不下了。1994年，我单独租用楼下的406房间，并铺开画一套十五米长的十联画(真是疯狂)。几年来不少过访纽约的中国画家来过，登时一屋子北京话、四川话、上海话。在这个陌生地方，他们见到从前熟悉的人。

我已熟悉得仿佛从来就在此地，也将长此以往。一个地方让人踏实下来，只为这里有你摸熟的书画、抽屉，一堆随手拿起放下擅自作案的家当。往昔漂泊粗陋的作画条件变得不可思议。最不可思议的是，如果有一天我失去这画室？失去每天开锁进门，泡上茶，坐下来审视前一天画好的(或画僵掉的)作品的权力？是的，这是我唯一的权力。恐惧倒还不至于，但绝不好玩。单是这许多大画寓所就根本放不下。（文字来源：陈丹青《纽约琐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