炳佳现象——陈炳佳创作现象

陈炳佳的出现，在当今中国画坛可以说是一个值得关注特殊的现象。

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还只有二十几岁的陈炳佳就成功地通过他的个人画展向人们展示了一个不同凡响的艺术世界。当时，张仃、阳太阳、李骆公、黄独峰、刘国松等很多艺术名流都为这位年轻人的出现感到高兴，积极地向社会推荐。然而，陈炳佳是冷静的，他没有大势张扬，在少年得志后风光人生、追逐浮华，他迅速地沉寂下来，以极为平静的心态细细地思索着人生和艺术。他把自己的所见所想和所求，都默默地记录在二十多年来画下的一系列作品中。

看了陈炳佳的创作，我感到值得寻思的东西很多。特别是在当今中国画坛，艺术家在社会转型期，面对各种观念思维、各种利绊名缰，如何在现实生活、艺术实践中找准自己的位置，处理复杂的关系。陈炳佳以自己的生存方式和艺术成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答案。

先说陈炳佳这个人。他是一个军人，并且是一位有着二十多年军龄的我军现役正团级领导干部。一个农家子弟，走到这一步他靠的是自己的忠诚、实力和实干。应该说他在神圣的钢铁的方阵中经受了考验，是属于优秀的一分子。我曾经也是一个兵，感到要在部队领导岗位上干出成绩来，就必须付出很多，特别在基层带兵更加不容易。如果不殚精竭虑，夙夜在公，接受严格的纪律约束，马虎、懈怠，不仅带不好兵，部队还会出问题，自然要挨批评，也别想立功、提升。这是军营对每一个军人的必然要求，陈炳佳也不例外。这一切对于一个普通的军人，也许算不了什么。但是，对于象陈炳佳这样地爱画和以这样的方式画的艺术家来说，却是一种接近严酷的挑战。

我们所知道的军旅画家大多服务于主旋律，主题是旗帜鲜明的军事题材。陈炳佳虽然偶有这方面的创作，但不是主题，也画的多是与职业毫不相干的奇奇怪怪的人物，如果是文革期间他早就被清理出了革命队伍，成了牛鬼蛇神，关进了牛棚。可是当今军营很宽容地把他留住了，有那么多的首长和战友们给予他鼎力支持，为他提供一切方便，为他办画展、出画册，还给他“军营画怪”的美称。这些只能说明军队无疑是一所高层次的大学校、大熔炉，当代军人的精神世界的富有、军营文化的多元多姿，军队更加显示出他的勃发朝气和无限生机。作为老兵的我，能不高兴！

陈炳佳并非科班出身，不是自我标榜的艺术奇才，不是天天泡在画室的职业画人。但他却非常执著地画着，画出了一批批令人激动的、令人刮目的好画。他让我想起了齐白石、陈子庄、黄秋园、王憨山，陈炳佳与他们有着许多的相似，都不曾上过专业院校，都喜欢独立地想、喜欢默默地画，都画出了属于自己的艺术天地；他让我想起了艺术院校和专业画院，每年全国成千上万的毕业生，各地专业画院里供养着的成千上万的专职画人，我们的院校怎样培养人、专职画家们如何才能画出好画来；他还让我想起了中国画的发展、创新、突破以及造就卓越中国画家的成长途径。画家应该怎样选择自己的生存方式，在哪里获取艺术资源，创作属于谁的艺术语境，中国画的根在哪里，有着怎样修养的人才能攀上艺术高峰，中国画怎样在世界艺术的大环境中打拼等等。这些对于陈炳佳来说无疑已经觉悟到了，感受到了。

他的作品给我的最大启示是中国画发展到现在，并非是有些人担心的到了穷途末路。其博大精深就象浩瀚大海，我们永远不可能把它画透、画到海枯石烂。虽然，我们祖祖辈辈一代一代的人画了上千年，形成了一座座高耸的山峰，但仍只能是初有所获。只要人类还将在地球上永远生存下去，中国人就不可能放弃对中国画的无限追求，因此我们没有理由担心中国画的路已经走完。当今我们许多人站在辉煌的中国画历史前面，感到自卑自怜，无所适从，手上的笔特别沉重，画来画去还是老一套，越画越累越无奈。从陈炳佳的作品里我看不出他的这种无奈，二十多年来他一直画得很轻松随意、兴奋激动、自信自豪。

中国画发展的路有千百万条，但都不是平平坦坦的，关键要看我们怎样选择、怎样走。选准了，走对了自然就前途光明，愈走愈感到惬意畅快；否则只能是荆刺丛生、步履艰辛，越走越迷茫。选准画路需要慧眼，而甄别中国画的慧眼，就只有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画家的人生阅历、生命感受。要一路走好，必须有雄健的脚力，这个脚力是一个人对艺术史的强烈责任感和道德感，有自己的独特的行走技能——技术手段，再加上勇往直前的豪迈气概。陈炳佳属于这种既有慧眼又有脚力的画家，他博学多才却没有成为被困于故纸堆里的才奴，他用自己独特的慧眼审视中国文化、中国艺术史和世界文化、世界艺术史；他大量临摹过石涛、八大、任伯年、吴昌硕、齐白石等名家巨匠的作品，他既兼收并蓄，又没有被别人的东西捆住手脚。

陈炳佳用画笔以沉重的历史责任感、以全新的视角，站在人类历史长河的最近处，以佛为形式和载体，关注人类、关怀人性。他的这种关注和关怀，厚厚地记载着他的成长心路。他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出生的，这一代人如今正在中国文化界、艺术界发挥着承先启后的作用。他们目睹了中国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的自然灾害、十年文革、中越自卫还击战、改革开放、“6·4”政治风波，还有美国的“9·11”事件、反恐战争等等；在他身上亲历了由缺衣少食、幼年丧母的放荡不羁的农家子弟到丰衣足食、受人尊重的中级军官，由点煤油灯的僻静乡村到身居车水马龙的繁华都市，由光着脚丫走山路到出门坐小车，由背《老三篇》到开架读百家经典，由跟着人家喊口号到自由自在唱流行歌曲等等的变迁。这一切都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改变着他对人的深层次问题的思考。陈炳佳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人体变奏曲》、《闻乐而舞》、《相呼无语》等作品中对这种思想的表现初见端倪。后来震惊世界、震憾心魂的“9·11”事件发生了，阵阵高楼坍塌的轰鸣声、恐惧的尖叫哀号声牢牢地烙在了每个人的心灵深处。这时，陈炳佳更加冷静下来，他感到了人类文明的脆弱，在人类种族的恩怨和情仇之间、占有与贪欲之间，现代高技术和高技术带来的繁荣又是那样的无能、无奈。他怀疑支撑这个文明的文化出了什么问题。在以后的作品里，他更加强调佛在自己绘画语言中的特殊地位，尤其是《圣洁》、《天象苍莽》、《地球村故事》、《谜城》等系列作品里，他不断让佛的端庄、安宁、安祥和人的无奈及杂乱无序的环境在画里同时出现，在这种宁静与躁动、幽古和时尚的交融中，反复昭示了中国文化的深邃、永恒性和焕发着的不竭生命力。

我们没有人怀疑中国画的民族性，而究竟怎样画才具有中国民族精神，对此各有各的解读。在过去天下皆中国的年代，所有的画都具有绝对的民族性。而如今，中国的国门完全打开了，民族性受到了全面冲击，陈炳佳对这个问题的探索是深刻的，值得肯定的。他把所有的民族性问题都浓缩在佛中，他认为佛整合了中华民族文化中的全部精华。

这些年来，不少人在否定中国画的民族性，有的首先拿笔墨开刀，在否定笔墨上大做文章；也有的坚守笔墨，画得比宋人、清人还要老练。我看陈炳佳也极为关注笔墨，但是他没有走极端，他用自己的双手开拓了笔墨的新境界，赋予了它新的生命。他在宣纸上或粗笔挥洒、或细线游丝，或枯如老干、或湿如流水，无论粗细干湿，都显示出沉重的质量感和生命活力。毛笔、宣纸的魅力和特殊功效，注定了笔墨内含的深刻性和永远取之不尽的表现潜力，而油画、版画等就远没有这个能力。所以笔墨在中国画中的根本地位不容置疑。只有“笔墨当随时代”，古人有古人的，今人有今人的，今人师古人，应取其精神而不是形式，我认为董其昌、石涛、八大笔墨好，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笔墨好，林风眠、刘国松、吴冠中笔墨也好。陈炳佳对笔墨也有他自己的追求，我尚且看不出什么不好之处。

因为陈炳佳是军人所以他要画，而他是画家所以他还得当兵。我想，这也许因为他是军人而人生丰富、胆气十足，而他是画家而激情满怀、思维广阔。这种军人情结和画家情怀的整合正是成就他的艺术特色、风格语言的关键，所以有了陈炳佳现象。陈炳佳才到不惑之年，他还有巨大潜力可以发挥，我相信他会看得更准、画得更精，我期待炳佳现象变成炳佳效应，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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