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家刘如生旧文：曾与死亡六次擦肩而过 上苍厚我
2014年3月8日上午马来西亚航空公司一架飞往北京的航班在离开吉隆坡后与空中管制中心失去联系，据航空公司提供乘客名单显示，艺术家刘如生在失联航班上。经腾讯文化确认，刘如生的妻子鲍媛华同在飞机上。
如下是刘如生关于感慨生死的旧文一则：
我常用的一方印章“上苍厚我”。因为上苍厚我，才会有我的今天，有我幸福的晚年。这方印，常会引起我人生的感慨。
回忆起来，我曾经有过六次以上与死亡擦肩而过的经历。
第一次是母亲刚生下我的第四天，日寇打到了我的家乡——南京东郊灵山下横山咀。刚开始得知日本鬼子将要进村，老乡们便举家外逃，跑到山里或栖霞寺避难。每次出逃前母亲都是给我喂好奶，盖好被子，便仓促离去。当时家里都是一群孩子，按年龄排算，领养的老大15岁，姐姐11岁，倒生7岁，顺生3岁，我刚出生为1岁(以后取名逃生)。因为我太小，会啼哭，不便乡亲们躲藏，只有放置家中。实际上，在这种万分紧急的情况下，家里人已并不指望我能存活。但每晚家里人回来，都吃惊地看到我竟然淹淹一息。像这样多次出逃，多次放置家中，我都侥幸地活下来了。父亲是灵山煤矿的老板，当地一些大小事都是请他出面协调处理。数日后父亲被乡里人推举出来，欲去与日本人交涉，谁知一出面，话未出口，就被日本强盗无端地捅了一刺刀，推入门前的水塘中，补杀了两枪。父亲被无辜杀害后，家中两次被当地的土匪抢劫一空。这是我生命中第一次与死亡擦肩而过。
第二次是我上初中二年级时，刚学会骑自行车，在大行宫十字路口，一下子稀里糊涂地倒进卡车肚里，自行车被摔出老远。但自己从车肚里惊慌地爬出时，司机和路人都惊呆了。我却扶起租来的自行车，仓惶而去。
第三次也是读初二那年，四五个同学一同到长江游泳。虽然我儿时在乡下的池塘里经常玩水，但对长江的水流却一无所知，不知江水有一股将你卷向江中、冲向下游的强大的力量。其他同学在江边上游来游去不敢向前，我却不以为然，擅自游向江心，顿时被水流卷向江中，冲向下游，我使足了劲也无力抗衡，仓惶中我不得不大声呼喊救命。同学们都惊呆了，大呼小叫地向下游奔跑。我使劲与水流拼搏，挣扎中有一种即将被淹死的恐惧。就在这时，我看到了一块大礁石。我想，这是我唯一的机会了。虽然已经筋疲力尽，但强烈地求生欲望，使我鼓足了最后的一点力气，与急流顽强地拼搏，靠近了礁石，抓到了礁石------小命得救了。四五个同学坐在岸边，长时间竟不说话，沉浸在恐惧之中。
第四次，大约在1971年，我们煤矿文工团全团在天津东郊军粮城炮兵1855农场，接受解放军的再教育。某天夜里我心脏病发作，卫生所医疗条件很差，医生可能是没有经验，他用了不该用的狄高辛，导致我病情恶化，躺在炕上苦苦挣扎了好几天。医生说我们只有这种治心脏病的药，我想，或许也因为我是臭老九，送下来改造的，命不值钱。当时我几次出现死亡的恐惧，经常昏迷，身边只有两个作家冯玉堂和苗培时（他们也被打成黑帮分子）照顾我。记得我写了一份遗书，放在冯先生那里，以防发生万一，帮我与家人联络。煎煎熬熬，几天后我居然挺过来了。
第五次，大约1982年，我们画院与西安画院搞联展，联展后我又与西安画院的郭敦先生一同被邀去中卫看岩画、去宁夏银川看西夏王陵和贺兰山。返回兰州后，郭老回了西安，我决定独自一人去敦煌。在火车快到山丹时，我心脏病（室上性心动过速）突然发作，心跳达到每分钟200次以上，以前也一年半载偶有发作。医生说，不要紧张，你只要在一个多小时以内赶到医院，是不会有危险的。但现在是夜里，在列车上，我又没带药，怎么办？列车长赶来，问明情况，立刻在列车上广播，希望能找到医生、找到药。广播一次次的播送，却没有医生来，只有好心人送来各种各样心脏病的药。无奈之下，我请求列车长能在经过县城时停车，让我能在一个多小时内下车得到救治。但列车长告诉我，这是山区，又是深夜，即使到了县城，那里条件差，可能更糟，只有熬到张掖市，那里有一个军区医院，才有可能得救。我问要多久才能到达张掖？他怕我听了紧张，说的很含糊。我知道，在预计的时间内是肯定到不了的，但也只有这一线希望了。于是我将列车长叫到一边，把自己的身份、家庭地址、电话、以及旅行包内的东西，一一告之，然后便胡乱地服了一些药躺下等待，听天由命了。渐渐地我就失去了知觉，不知何时到了张掖，被迷迷糊糊地送到了军区医院，得以救治，又一次死里逃生。
第六次，也是心脏病发作。大约1993年，随顾浩、周莉去日本前一周的一个上午8点来钟，我心脏病又突然发作。我不以为然地骑车到市立第一医院，先服药不行，再打针又不行，增加药剂量还是不行。医生开始紧张，把主任医生都喊了来，研究办法。因为这种情况很特殊，心跳达到每分钟240以上，随时可能停跳。主任医生告诉我，他们还有最后的办法，即电击。希望我不要紧张，配合救治，我只有点头。于是运来了一套设备，用两根软管从我鼻孔送到心脏位置，然后电击。他们以为这种办法是可以完全有效地使心跳恢复正常，但事实并非如此。击了几次，心跳仍然居高不下，主任医生相继托词而去，蹓了。我被用车推到住院处心脏病房，又是听天由命。到了下午一时许，我被折腾的饥饿难忍。我儿子到外面买了份盒饭，但饭菜都是凉的。我也顾不得许多，忍住心慌心痛，狼吞虎咽起来。十分钟后，奇迹发生了。心脏一阵疼痛后，骤然恢复了正常。由每分钟250次，一下跌到了70次。老天不收我，我又一次得救了。从日本一回来，我立即到工人医院作了“射频消融”手术。手术获得成功，让我彻底告别了室上速，告别了心脏病。感谢医疗的进步！感谢改革开放，国家从国外引进了先进的医疗设备和技术。
这几次死里逃生，使我更珍惜生命，更热爱生活，更豁达了，更超脱了。
谈到我个人的艺术道路，还得从小说起。我是一个兴趣广泛的人，少儿时代受环境影响，对书法、绘画产生兴趣。到了中学，接触的面广了，看到的书多了，这时对音乐、文学、戏剧、体育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记得一本“约翰”克利斯大多克”使我非常着迷，莎士比亚的诗剧使我爱不释手，我担任过学校乐队的指挥，郭沫若、艾青的诗我能背出多首，足球场上少不了我的身影------，以后又迷恋上了油画。但是，经过高中、大学、文革，几十年绕了一个大圈子，以后，还是又回到了书法、国画上来了。
在北京时，书法开始了比较正规的学习。我和刘炳森都是拜郑诵先先生为师，郑老是一位极有学问的老人，读书和写字是他生活的全部，他指导我学习书法。在隶书和魏碑上我下过很的大功夫。特别钟爱衡方碑、武荣碑、石门铭、张玄墓志等；行草研习二王、米芾、王铎等。当时一人独居北京，沉浸在书法之中，也未觉寂寞。这段时间的苦学，为日后打下了比较坚实的基础。但我最感兴趣的还是行草，它能发挥我的情性。国画开始是随郭传璋老师学山水，以后又随胡爽庵先生学画虎，又相继不断的到叶浅予、吴冠中、李苦蝉老师家中求教。回想起这段时间，可以说是疯狂求学。到1974年回南京以后，书法拜师武中奇、林散之，国画投奔李味青、赵良翰二位老师，主攻花鸟画。
到了文联，我工作很卖力，由于生性热情、真诚，受到诸多同道的赞许。也被一些领导看中，委托我做些组织工作。70年代末，我受军人俱乐部王主任的委托，组织一次新春笔会，到场的有刘海粟、钱松岩、亚明、宋文治、魏紫熙、武中奇、黄养辉、赵绪成等。笔会气氛热烈，十分成功。随后第二年，我又受玄武湖公园管理处高主任的委托，组织了同样的大型笔会。80年代初我又受市政府办公厅主任刘玉浦的委托，在市委第二招待所组织了空前巨大的大型笔会，到会的增加了林散之、肖娴、李亚、杨建侯、赵良翰、李味青、张正吟、罗化千等，整个组织工作有条不紊。而自己每次为了组织一次活动总是提前一周多就开始策划运作，场地、材料、工具、车辆、服务人员都要一一到位，而每次我都叮嘱参于服务的同志，绝不允许向画家伸手，我自己始终是以身作则。而且每次活动我都要贴纸、贴笔、贴毡子，却从无怨言。活动搞成功了，便是对我的最大安慰。在不知觉中，我成了一个无形的组织者、社会活动者。
我是一位没有权柄的普通画家，但我很同情、并且愿意尽其所能帮助一些有困难的老画家。譬如：钱松岩家原在林散之家的楼上，钱老上楼要经过林老家，很不方便。在市委二招书画家雅集前，我去联系笔会的事情，钱老向我提出要建一个外楼梯的想法。我立即向政府办公厅汇报，然后约刘玉浦主任到实地看了地形，很快就为钱老解决了这个难题。钱老高兴地要送我一张山水画，我觉得由于帮忙而获取，显得不太合适，便婉言谢绝了。1986年夏天，天气酷热，赵良翰老师独自一人在楼上哮喘，病情非常严重，恰巧我与徐大痴从深圳回来登门拜访。见此状况，我立即向曹汶院长汇报，曹院长说我们画院的能力有限，你去找武老帮帮忙。后来我请武老写了一封信给125医院杜海院长，左红开来画院车子，将赵老送到医院，按军一级的标准安排套间。为了报销，我又和曹汶院长一同去找了宣传部长、卫生局书记，说明情况，铺平了报销的渠道。李味青老先生才艺很高，书画院将去北京展出时，我向朱道平院长提出，应该邀请李老加盟，朱院长同意了。但为了名正言顺，需要办理接收李老为书画院特聘画师的手续，这一切都是我到李老家与其女婿沙澄同志联系，跑了多趟才得以落实的。后来，李老过世了，追悼会也是我请朱道平院长和我一同主持的。黄养辉老人死的比较凄惨，上级定调为因病去世。但我得知真相，心中很是不平。在追悼会前夕，我先打电话到好友赵绪成家，是他爱人小孙接的。我在电话里问明情况后，谈了自己的看法，希望赵院长在追悼会上对于黄老的死因最好回避，以免失言。同时，我拟写了一篇悼文，并由许多画家签名，张贴在追悼会门口。文字含蓄而悲怆，目的是寄托哀思告慰亡灵。我还多次帮助过肖老、罗老等等，不一一细说了。诸如此类，我关心老前辈和同辈或小字辈的事例还有许多。
我进书画院，是经武老鼎力举荐的。书画院当时受文联领导，曹院长看中我的工作能力，让我协助书法协会工作一段时间。此后，我便利用书法协会这个平台做了大量的工作，组织了书法研习班，培养了大批的新生力量，大胆与同仁一道组织了书画家春节为群众服务，请老书画家走出家门，在群众中现场作书。继而我又组织了书画家下乡写春联，服务农民。此举引起了《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的关注，发文向全国推荐，影响甚广。工作太热情了，遭人妒忌引来一些不愉快。为回避无味的矛盾，我决心回书画院，静下心来，埋头创作。书画院每年一度的“元宵笔会”，我受曹汶和朱道平院长的委托举办的，我是积极参与者和当然的组织者，每年都搞得轰轰烈烈。
在我61岁时，便主动向朱道平院长提出退休，把书画院的空额让给年青人，回家继续从事创作。不久前的一次同学聚会上，我惊讶地得知在大学时未能入党的原因。那是在中学毕业时，一位思想极左的老师凭着一份错误的材料，误判我参加了“反动小集团”，即担任了一个外校的“反动杂志”副主编。而事实并非如此，其一，这个杂志并非反动，而是文学爱好者的刊物；其二，这个刊物的主编（初中同学）曾到一中来聘请我，谈话不到10分钟，我没有同意，但他们自己内定的名单上未能将“刘如生”三个字划掉，仅此而已。于是在我的档案里，便出现了“参加过反动小集团”之类的罪名。这份黑材料，是毁灭性的，它极其严重地影响了我的一生！让我几十年里不知情地背上黑锅。面对如此严重的坑害，我只得无奈地惨然一笑。历史的误会并没有使我沮丧、灰心，我依然乐观而充满朝气。有人说我在同仁中有一定的影响力和号召力，我想那可能是我有一股热情和办事时从无私心杂念所带来的效应。每年年初五的大型
“书画家新春笔会”的组织工作，我一直坚持了八年，参加的人越来越多，因为同仁们需要这样一个书画交流的平台、一个自由自在的集会。书画自古以来就有流派，观点多有分歧是很自然的，再加上利益的驱动，书画家之间的摩擦自然也就少不了，但这不是不可以协调的，这就需要有人去疏通、去联络。只有多交流，才能消除隔阂，只有搞好团结，我们才能把事业搞上去。我们每一个书画同仁，都应该为团结而努力。
虽然我已是“奔七”的人，但我喜欢新事物。在研习书画之余，我学会了开车，学会了电脑，学会了摄像和制作，生活得很充实、快乐。我喜爱在雨地里唱着歌奔走，夫人说我是一个爱唱歌、爱饮酒、爱光脚的老玩童。回首往事，有人曾经背后搞我，造了我不少的谣，我不理采不报复，以德报怨。也有人把我说的很优秀、很出色，我也诀不会自以为是，飘飘然起来。我很普通，但我很努力。谈到家庭，我的前妻俞湘清曾是一位出色的教师，苦了一辈子，病逝了。她为我生的两个儿子，都早已自立，对他们的成长我尽力了，现在由他们在游泳中学游泳，我希望他们一天天地好起来。我有一个孙子叫刘一、两个孙女叫刘佳妮、刘丹妮，其中刘一和佳妮都已长成好端端的青年了，未来是他们的。两千年元月十五日，我与小我14岁的鲍媛华结了婚，她是我的贤内助。她是市政府一名资深的老处长，为人非常朴实热情、乐于助人。朋友们经常戏称：“你把处长当司机，又把太太当小秘。”
总结我的前半生，认为上苍还是很厚爱我的。虽然有人用黑材料坑害了我，但却也有两位恩人聂光辉和武中奇极大的帮助了我，使我有了现在。我常说：“老天对我不薄，我很知足。”我有一方常用印：“上苍厚我”。总之，我的创作道路还很遥远，我愿意付出不懈的努力去进取。但我不是苦行僧，我在工作、学习之余，也要娱乐。如老友赵绪成经常讲的：“快乐每一天”。
我这次展览，得到南京书画院以及许多朋友的支持。许多亲朋好友为我这次展览做了大量的工作，如：周积寅、苏位东、曹勇、言恭达、刘光夏、俞律、徐大痴、齐鸣、陆大友、李英杰、王寅生、邹宁、刘庆国、陈曙生、叶宏、汪树孝、刘琴等，书画中的印章除了我自己刻的一部分外，还有黄惇、石学鸿、李德龙、魏桐胜等好友为我治的印，在此一并感谢！
我还要说：“上苍厚我”。
南京书画院刘如生
2006年11月12日（来源：网络）
本文来源：网易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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