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展人欧宁的碧山计划引哈佛博士质疑

7月流火，在微博与豆瓣上，一位哈佛女博士与文化策展人欧宁吵了起来，引来彭晓芸、廖伟棠等一系列大V关注。争吵中不乏“精英”“高档”“知识分子”等词汇。他们争论的焦点是“碧山计划”。

2011年6月5日，艺术下乡项目“碧山计划”在广州时代美术馆正式启动，该计划将举办一系列各种形式的活动，来探索徽州乡村重建的新的可能并寻求多种功能于一体的新型的乡村建设模式。《第一财经日报》将其概括为当代知识分子移居乡野的社会实践。

安徽黟县碧山村是个典型的徽州村落，白墙黑瓦，背后群山常笼罩在雾气中。发起人欧宁和左靖选定这里想动员一些知识分子共同在这里进行生活实验，创造一个乌托邦，建立独立的视觉系统，还有生活系统、建筑系统、传播系统——甚至还准备设计护照、社旗、衣服。

有这样的初衷，是因为这位来自广东遂溪县农村的艺术家现在对农村有了新的认识。欧宁小时候非常讨厌农村，拼了命读书，就是为了逃出来，但等到作品获得国际认可、自己在城市里找到位置，年纪渐长，反而觉得曾经的贫困农村生活是宝贵的财富。于是，他想关心乡村建设，为农村做些什么。

三年来，在欧宁等人的推动下，碧山村有了碧山书局和猪栏酒吧，举办了碧山丰年祭和黔县百工等活动，也受到了媒体和民间机构的关注，美国亚洲协会的人连续两年来拍纪录片，以民国题材的系列纪录片《先生》当中晏阳初一集把欧宁作为延续民国乡建的现实案例，《南方人物周刊》也在今年年初以碧山为重头推出“抢救故乡”专题。但他还是悲观地告诉媒体“碧山计划最终是会失败的”，欧宁认识到村民的观念很难转变，乡村建设人才、资金短缺，碧山村甚至连路灯都没有。

“碧山计划”实行第三年，45岁的欧宁遇到了另一个“挑战”，“挑战者”是比自己年轻20岁的周韵。这位南京姑娘因成绩优异被保送至北京大学乌尔都语专业，2011年周韵被美国哈佛大学全奖录取，现攻读社会学博士。7月2日，她作为南京大学“中国研究”国际暑期班的一员来到碧山，和40余名小伙伴一道探讨“碧山计划”。

期间，周韵连发十余条微博质疑“碧山计划”，并发文《谁的乡村，谁的共同体？——品味、区隔与碧山计划》，欧宁发文回应，双方有来有往，好不精彩。甚至引来欧宁同道中人，香港诗人廖伟棠助阵。也有青年学者“mujun_soc”“长亭”思维发散，撰文讨论起周韵在文中多次强调自己北大、哈佛的学习经历是否恰当。

一位匿名读者的评论将人们的视线从学历、话语又拉回到“碧山计划”上，从他的言语中可知，他似乎去过碧山村。这位读者向人们推荐山西永济蒲韩乡村社区的综合农协实践，“他们从教农村妇女跳舞，组织村民进行麻将比赛开始把村民联合动员起来，然后组织集体化生产，建立青年农场，集体购买化肥种子，解决小孩入学，解决农产品销路，组织农副产品加工，这是以农民和农业生产为主体的乡建。”说到“碧山计划”，他认为这只是“对文物建筑和一种生活方式的恋物”。“如果碧山计划真有意乡建，教农民开淘宝店，以碧山计划的知名度卖点火腿，竹笋，茶叶，土鸡蛋也算是好的，说不定路灯的钱早赚到了。”这位读者在最后谈到。

一览哈佛博士周韵质疑点

1.质疑碧山计划，乃是因为创始人说要建立“碧山共同体”，谈“村民自主自治”，但介绍理念PPT是全英文的，满是civil society、social engineering、party politics等等大词，不断提的是诸如瓦尔登湖、Skinner、The Last Whole Earth Catalog的西文典故；特别强调记设想的本子是Moleskine。一切细节与Status Symbol都不断生成着文化的区隔，将真正的村民排除在外。甚至，被排除在外的不仅是村民，还有城市中不具有经济文化资本的普通市民。那么，当我们说＂共同体＂，这是谁的“共同体”？

“碧山计划”的审美是极精英主义的；试图取悦的是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趣味、是从喧嚣都市短暂离开后能看到＂盛开的油菜花＂。碧山村没有路灯，村民十分想要——但是从外面来碧山的游客却认为，没有路灯，可以看星星。村民想要开小店、修马路、搞文化旅游卖门票创收，这一切，精英知识分子是不认可，甚至可以说是不屑的（当然和南京先锋书店一样，碧山书局里一个皮质封面的笔记本售价108元）。精英知识分子来到田园寻找自己的世外桃源，在这里，个体的人生路径不加以评判，然而当形成＂计划＂后，这过程中对田园乡村的想象，就成为了一种Othering，甚至能类比西方对“东方”的凝视。最后，“乡建”实验背后都有伦理议题——农村，是谁的农村？谁该决定村庄的发展走向？然而对乡建伦理的思考警惕，在一切讨论中都彻底缺位。

2. 和村委会座谈，说起碧山计划，村委会使用的是一套截然不同的话语：不断强调的是“发展碧山村文化产业”，是请城里的“老师”来“打造我们包装我们”，建立农耕文化博物馆，“打造文化村、休闲度假村的建设”。而在村中和村民聊天，普通村民的说法是另外一套：“就是一群城里人来我们这买房子建房子，和我们没有关系”。精英知识分子标榜的是“远离资本”建立“落地的乌托邦”，乡村治理者强调的是“发展文化产业”“青山绿水，吸引游客”，普通村民则似乎是游离于这一切之外的---这本身就是一个关于权力、社会结构与各种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经济资本）的故事。

3. 在碧山村，参观了农家书屋，也看到村里大会堂晚上妇女跳广场舞---不用花钱，人人能参与，这或许才是真正的丰富村民文化生活。然而，碧山村仍然没有路灯，夜里出门，固然可以看到萤火虫，十分美丽，然而饭后一群人去买水果，雨后，没有路灯寸步难行。村民好心，打着手电送了一程。不到九点，四下俱寂。

4. 在此澄清一点，我从不质疑创始人本人的人生选择，更不诛心：认为他人品格和用心恶毒。我也不质疑创始人本人和那个小群体标榜的所谓“初心”，所有质疑，针对的只是精英阶级充满优越感的自我满足与自我崇高化话语，以及这套话语中对精英文化、边界（symbolic boundary）与不平等的消费与再生成。创始人所标榜的“精神”“悲悯”“善良的心”，这本身并没有问题，甚至知识分子认为自己的精神才是值得坚守的灵魂与精神，这虽然值得商榷，但作为一个个体的价值观，也可以。然而必须警惕的恰恰就是，这一套话语本身，就是精英主义与阶级性的，是将自己与作为他者的村民对立起来，隔绝开来。而这种警惕，就是我作为一个社会学者的视角。

5. 说起和正式话语里不是碧山计划一部分，但关系密切的某酒吧，村口大爷如此说：“他们和我们没有关系，关起门来搞……”

酒吧的经营模式，纯粹是经营者的个人选择，在此不做评价。但从这其中，或可窥见，这从始至终，并不是一个关于“共同体”的故事，而是一个关于“区隔”的故事。

6. 再放一则报道，似乎是媒体采访创始人本人的：

一些声音认为我提“路灯”vs“看星星”是断章取义（甚至用心恶毒），可以看一下这篇报道里的话语：

“最明显的例子是路灯。所有村民最强烈的愿望就是装路灯，不但可以照明，而且还是个面子工程——灯火通明意味着经济发达。可是从外地特意赶来的诗人，如果看到路灯就会非常失望：这样就看不到星星了。”

前文提到，在碧山的夜里，没有路灯寸步难行。其实不仅困难，而且相当危险——我和同行者在返程途中，就差点把住处前一片满是浮萍的水塘，当成了可以抄近路的水泥平地。然而，在这里，村民对路灯的渴望，被说成是对“面子工程”的追求——面子工程，在我国当下有什么样的语义和隐意？那么，是谁在诛心呢？

在这篇报道里，同样也有对“高档化”（Gentrification）的反对。且不说“高档化”（Gentrification）本身，就是对不同利益群体利弊极其复杂的，就说这里，碧山计划中反对高档化的立足点，并不是村民本身的意愿和生计（农民自己想要高档化，因为形成旅游产业后可以搞创收），但知识分子城市精英认为“高档化”后“村里就看不到农民了”，农村就没有农村＂该有的＂样子了------那请问在这场乡建运动里，农民是乡村的主体，还是为了满足精英对田园想象的、知识分子下乡后的“审美物”？

与此相似，在整篇报道里，碧山计划呈现一种强烈的对“农村该是什么样”的想象，甚至还有一种针对村民的“我们才知道什么是（为你们）好”的俯视心态。而这种想象和俯视心态，恰恰是充满已成为城市精英的局外人视角的——这种心态背后不自知的精英主义优越感，也是这篇文章批评的焦点。然而，农村真的有“该有”的样子么？农民真的有“该有”的样子么？就算有，一个村庄的样子，该由谁决定？农民是什么样，做什么事，如何生活才是“对”的，该由谁做主？

碧山计划的创始人，对西递宏村充满反感，认为村民“在村口抢生意、卖假古董”——城市精英知识分子一面反感不屑“村民在村口抢生意”，然而碧山书局同样也卖价格昂贵的纪念品，此外还有城市精英知识分子来到碧山经营价格昂贵的乡村客栈。都是生意，都是经营，都是生活，却生生为它们赋予了价值秩序、情怀和品味的区别和差序，这其中的逻辑，如何自洽？

西递、宏村的发展固然不完美，然而却不得不承认，和空有其名的“碧山共同体”相比，在西递、宏村的发展中，村民至少是参与度更高、也有所获益的，而西递、宏村，对于城镇收入与教育程度在精英知识分子以下的“普通人”，也是更加可以接近（accessible）的。而当批判西递、宏村是在“表演”生活的时候，“碧山丰年庆”，就真的不是另一种形式的表演吗？

最后，引用师兄的一段话，作为总结：“无论是梁漱溟还是晏阳初的乡村建设运动，都试图尽可能地融入到村民日常生活中去——以村民为中心，而不是以知识分子或者基层政权为中心。来自知识分子的新奇指导和鲜丽包装也许可以带来很多有趣的猎奇经验，但这并不是真正的乡村建设运动，很难达成“重新赋予农村活力，再造农业故乡的构思” 的愿望。”

这篇文章，不针对个人行为。说的直白些，针对的是某种不自知的俯视与不自觉的、更毫无反思与自省的精英主义优越感。中国农村发展，到了如今，的确不该再存在＂农村该是什么样＂的想象，甚至这想象本身，就是局外人的视角。我不反对开一夜千余元的乡村客栈卖108元的笔记本本身，也同样不反对村民自己开店创收想要路灯和修马路。我反对的，或者认为应当警惕的是，将这两种行为，赋予价值秩序与情怀上的差序。我不反对各地农村因地制宜发展经济，但我反对的是在发展的过程中复制一套阶级性的不平等话语。碧山计划，从资本商人到乡村管理者，无论是说情怀精神乌托邦，还是文化产业旅游村，每人都有一套话语，在我们听到的讨论中，唯独缺失的声音，是居住于此的村民的声音。

从碧山书局回来路上，被一位老大爷拉进院子里聊天，我问他：“碧山计划和你们有关系吗？”

“没关系。我不晓得。”

又说起老大爷家四百多年的老房子，我问他：“这房子有人想买，你会要卖吗？”

老大爷回答：“有，我不卖，这是我家祖上传下来的，我为什么要卖。”

这样的村民，也是这个村庄的居住者，却在很多时候，是被资本、权力、文化挤压到了失语的，沉默的居住者。

关于精英主义，多说两句：

和安徽农村出生的朋友聊天，说起油菜花，他提到一个观点，非常有启发性。他说，在观赏者眼中看到的是灿烂的油菜花，但是在农民眼中，看到的是从选种-播种-收获-卖钱（如果年时不好，就卖不到钱）的一套程序——一个是审美逻辑，一个是生存逻辑。这里并不是要说，审美逻辑是错的——这篇文章想说的恰恰是，同一件事物，因为观看者在社会中所处的位置的区别，所看到的、关注的侧重点，就是迥异的。就好像村民想要路灯，但是外来的游人知识分子会认为，没有路灯，可以看到星星。这篇文章的核心，便是要说，所谓精英阶层的知识分子，必须同时对自己的结构位置具有自省。

我其实不太喜欢在评论文章中注入过多私人情感和情绪——那样很容易演变成：“我和你说道理，你和我讲情绪；你和我说逻辑，我和你谈感情”之类的沟通模式。但是行文至此，说几句私人的话：

回溯自己的成长经历，我从小接受的始终是极其精英主义的教育。精英主义教育非常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它不断告诉你，“你和别人是不同的”——本科新生入学典礼有一个程序，是大家一起在校歌声中佩戴上P大（观察者网注：北京大学，后同）校徽。这个程序非常具有仪式感，因为佩戴上校徽后，老师会深情地说，“从此之后，你就成为了‘P大人’”；哈佛博士新生入学典礼，校长致辞的第一句话就是祝贺，祝贺你终于made it，是the best of the best。精英教育，也讲情怀、将理想、讲服务，但是，它讲情怀、理想、服务时，始终是以“你们与他们不一样”为前提的（比如说“为民众如何如何”，这种话的隐意，其实就是把自己和“民众”分离开的）。那么，这其中，倘若稍不谨慎，一旦走偏，情怀、理想、服务，就成了具有俯视意味和优越感，甚至是“拯救心态”的情怀、理想、服务——于是生成与复制的，仍然是原有的不平等与分隔。

我对精英主义的批判，自然是我自己的价值观。当然，精英（虽然谁是“精英”本质是非常模糊的）、精英教育、精英主义，并非什么“原罪”——然而，如果在谈“共同体”谈包容（inclusiveness）的同时，用一套精英主义的话语生成着新的不平等、区隔和排除（exclusion）；如果在谈村民自主自治的同时，带有的是一种“我们才知道什么是农村该有的样子”的想象与俯视心态——那这其中的自我矛盾与不自洽，就成了观者批评和质疑的空间。

顺着上面的话说开去，看到一些批评，提到为什么我总要说我的“社会学视角”：同一件事情，因为学科背景、成长经历、思维模式等等，自然看的是不同结果。说我的“社会学视角”，恰恰是为了在一切讨论之前，为自己的理论设定范围（所谓scope）。当然，社会学者内部也不是同质的整体、不同社会学者的“社会学视角”同样千差万别——这和P大与H大的学生构成一样：倘若有同行，看不惯我的理论、行文，这和任何异见的存在一样，都很正常，我也十分乐意交流。

最后，这篇随笔不是论文——它是基于有限观察、具有一定学术意味的随笔。这篇文章，从数据的深度与广度、到行文的理论和分析、到评论里一位朋友提出的我“爱用大词”，自然，也有这文章自己的局限。但是，有时想想，学术训练目前而言带给我的最大收获是什么——或许，就是在一篇篇论文被导师、同行、Reviewer从各个角度批评、修改、“虐成渣”后，面对这社会这世界的局限时，同样能够尽量坦然地面对自己的不完美与不全能。

最后的最后，我必须澄清一点：这篇文章的观点，只代表我个人。和N大（观察者网注：南京大学）暑期班无关。感谢N大暑期班提供的机会，与N大社会学院诸位老师的费心安排。

本文来源：网易艺术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