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瑀和他的“不现实”

高瑀十岁的时候画过一张画，向表哥解释，他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超人，配备哪些高科技手段就能在天上飞，能潜入深海，肩膀上怎样能长出龙脚。那时候，他在乡下，每逢牛马集市，就会去看那些家畜，他的小本子上画了不少马，他知道的第一个画家的名字叫徐悲鸿，他逐渐接触到日本漫画，他上了四川美术学院。他始终没有成为一个超人。他希望对自我有充分的掌控，列过的日程表，写过的计划书，最好都能完成。他崇拜的李小龙就是那种对自我有绝对掌控的人，他希望自己的精神能像李小龙的肌肉一样清晰有条理，不受情绪干扰，时刻保持敏锐的判断力。在确切知道自己不能成为上天入地的“科技型超人”之后，高瑀想成为一个“尼采型超人”，超越自身、超越弱者，能够表现自己，是规范与价值的创造者，自由又自足，可他又实实在在地感受到放纵享乐的诱惑，不断背离自己的目标。他说——“成为某种意义上的超人与尘世中泥足深陷的欢乐和焦灼，一直是我闹别扭的原因。”

我们可以用尼采的另一个名词来解释高瑀，反实在论者（Anti-Realist），文学中不断出现此类形象，《白痴》中的梅什金公爵，《麦田守望者》中的霍尔顿，在这些“孩子一样的主人公”看来，成人社会是靠谎言建立和维系的，“撒谎意味着，一个人开始有意识地区分内在与外在，区分真与假，区分实在和虚幻。” 高瑀长着一张娃娃脸，他的展览叫作“不现实”，现实是什么样子呢？我们目前所处的现实可能远比《白痴》中所描绘的圣彼得堡上流社会要虚伪得多，也比霍尔顿所处的纽约要残酷得多。一个思维健康的人，面对这样的现实社会，都应该成为一个“反实在论者”，都应该多多少少有一些白日梦，有一点儿疏离感，拒绝承认目前这样的现实社会就是我们应该认同的。

不过，高瑀也没有什么逃脱方法。也没有经历过什么特别的灵异事件，有一次喝多了酒，早上醒来，发现家里的冰箱堆满了肉，这倒是有一点儿“超现实”的色彩，不过，头天晚上一起喝酒的朋友告诉他，他们喝完酒经过一个肉铺，那是凌晨四点，肉铺正在进货，高瑀嚷嚷着要买肉，肉铺老板也实在，切了半扇猪肉让他扛回家。于是第二天又有了聚会的理由，朋友们来家里分猪肉。

高瑀喜欢喝点儿酒。喝多了每每以古龙小说中的人物自况。他喜欢《边城浪子》、《天涯明月刀》中的傅红雪，渴望爱情，容易自怜，结局很惨。他觉得《欢乐英雄》就是一个柔软的童话，一群男人聚在一起，吃喝玩乐，行侠仗义。这有点儿像艺术家的生活画卷，《欢乐英雄》就是波希米亚风情画。他记得，当年美院一位老师说，小李飞刀李寻欢肯定是雕塑系的，每天都拿着把小刀刻木头，刻好了雕像就埋到雪里。也许尼采的“超人”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中就是“大侠”，挽救人类的退化，承载着沉重的道德责任。高瑀喜欢古龙远胜金庸，他说，金庸所说的“侠之大者，为国为民”还是儒家那套东西，而古龙笔下的“大侠”，完全是个人化的英雄，担负着普通人不愿承载的道德使命。

喜欢喝酒的人多少有点儿要逃避现实的意思，只是酒醒之后，会发现自己还留在琐碎的尘世。高瑀喜欢古龙，此人的人格与作品都有缺陷，却浑然一体构成了更强大的感染力，那是一种“儿童化”的状态，天真，却充满破坏性。他画过一张古龙像，跟赖宁、雷锋一起放在他的“英雄”系列中。虽然是个“80后”，可他最早接触的美术教育，考大学、上创作课，还是逃不开“革命现实主义”。这种题材后来被他再拿来用，他画了他的邱少云、黄继光、董存瑞，还有一个幽灵一样的熊猫。

高瑀说：“对当代艺术有了一些了解之后，我就想推翻那套现实主义教育对我施加的影响，可那些东西真是能渗透到血液里，虽然我们生在80年代，好像没有直接和革命、和毛发生什么关系。”这个面目清秀的年轻人用“毛”这个代称，进入到谈论政治的语境当中。不过他很快就能对这样的“煞有介事”进行分析：“并不是我愿意谈论政治，你说，一个北京的出租车司机为什么愿意谈论政治呢？因为领导人的变化，政策的变化，都会对我们的生活造成影响，我们想关心自己的生活，但政治总要关心你。总要影响我们的生活，总是和我们的境遇有关联。”

高瑀说，她的母亲还保留着“文革”期间的习惯，看完信件或什么字据，总要烧掉。他的岳母，1990年代练过一段香功，后来在重庆的广场上跳舞，很快组织上就给这些跳舞的妇女发补助，添置行头，要让她们进京汇演。重庆到处种树，他上的四川美院也变得鸟语花香，不由得让人感叹，掌握越大的权力，就能造出越大的“神迹”。他在大学毕业之后去丽江开了一家客栈，优哉游哉忘情于山水之间。然而，现实生活总有其荒谬之处，时刻提醒你，我们周边遍布野蛮、虚假、算计，你只要睁开眼，就会发现自己无处逃避。高瑀的“超人”梦想或“大侠”梦想，需要找到一个对抗者。一个反实在论者（Anti-Realist）需要有一个他要反对的“实在”，一个“不现实”的人需要一个他对之说“不”的现实。

他喜欢做梦，花很多时间去睡觉。他在梦中作画。他喜欢一本科幻小说，法国作家塞尔日·布鲁梭罗的《猎梦人》，那是写一位艺术家，可以进入他人的梦境，他佩戴着一款潜水表，显示能在他人的梦境中沉溺多深，这位窃贼的目的是猎取“梦之精华”，这种东西是未来最珍贵的艺术品，比之莫奈梵高更受欢迎。当然，这种猎取也带有极大的危险，他可能长眠不醒。显然，这个故事揭示了画家、作家的内心焦虑。所以，高瑀喜欢自己做的一个梦，他在天上拿着一块布，降落在西班牙，那是在地中海边上的某个地方，无尽的美食美酒正等着他去享用。他喜欢西班牙，喜欢巴塞罗那，喜欢高迪的建筑，“那里能看到一个艺术家的力量，一个艺术家打造梦境的力量。”

然而，出现在“不现实”这个展览中的画作，却显得非常现实。他画了大禹治水，画了愚公移山，画了《屠龙》。他为《屠龙》配了一首打油诗——“飞龙在天日月长，兴风作浪好猖狂，群民学来屠龙记，斩首扬威没商量”。高瑀说，这个构思可能从十年前开始，那是他开始思考中国社会的“转型问题”，现实世界有暴戾之气，有贪婪的欲望，却没有温和的改良路线，这个社会有可能会发展到一定的紧张程度就会变成一种失控的状态，最后是一个玉石俱焚的结局。

徐悲鸿先生那幅作于1940年抗战时期的画作《愚公移山图》，意在表现抗日民众的决心和毅力，鼓舞人民去争取最后的胜利。高瑀重新画了“愚公”。在他看来，这个被“毛”钦点过的题材是典型的愚民策略——你老老实实干活儿，你这辈子，你的儿子、孙子埋头苦干，不停地挖山就行了，这是培养奴性的故事。高瑀的《愚公移山》，画得像童话书里面的场景，蓝天绿山黄土地，带有一层欺骗的色彩，“何人命我来移山，让往哪儿搬往哪儿搬，子孙虽然无穷尽，奈何青山复青山。”这个古老的国家，古老的文化，连同我们古老的不断重复的命运，被如此童话般的呈现出来，却隐含着他的质问，为什么我们不被认真对待？为什么我们的苦难不被认真对待？

高瑀说他喜欢齐白石那种图像与文字的“互文关系”，他也喜欢漫画中的图文搭配，这样直截了当的处理或许是波普艺术的题中之意，但会不会太过直接了呢？

“是的，我可能是在抖机灵。有很多大问题，一堆书都谈不透的大问题，我怎么面对这些问题呢？也许我的作品还承担不了这样的大问题，但我不能因为担不上就拒绝谈论。如果我不谈论对官方意识形态的反感，这种东西也不会自动从我的生活中消除。我采取一个俏皮的方法，抖个机灵，让人看到，这机灵抖得好，那也是一种态度。我有这种表达的愿望，我也愿意把我面对大问题的思考过程，示范给自己看。”高瑀说。这样的直截了当是对“儿童状态”的沉溺，这种沉溺，就是相信，外在世界充满敌意，内心的幻觉比外在的现实更为真实，不管未来怎样，现在，我们打算“不现实”。

本文来源：网易艺术 作者：苗炜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