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非“一生一世”的《百婚图》：艺术家讲述婚姻

艺术家陈曦收集了120对夫妇的结婚证照片，用马克笔将肖像重新绘制，并拼接在一起，成为作品《百婚图》。每一张结婚照中，夫妻俩衣着鲜明，戴了什么款式的项链耳环清晰可见，两夫妇的头通常自然地靠向对方，嘴边含着轻轻的微笑。但240个头像凑在一起，以12乘10的格式拼接排布，清一色的红背景连成一片，那些各具特色的脸庞就模糊了，更像是集聚的均一化的符号，每对夫妻在照片上的喜怒哀乐，照片之外的真实生活，都被隐藏在了“婚姻”的抽象主题之下。

“陈曦将自身的个人问题植入到集体的语境中进行转化、重构，把自己藏在了后面。”展览的策展人夏彦国是艺术家陈曦一直以来的合作伙伴和朋友，他说，隐藏在均一化图像背后的众多具象问题中，也不乏来自艺术家的那一个。陈曦两三年前遇到的婚姻危机，正是触发了这次创作的内因。

陈曦、张雪瑞夫妇和“不二——陈曦个展”策展人夏彦国（右）

陈曦和妻子张雪瑞一直被同学朋友视为模范夫妻，两人是中央美院同学、山西老乡，从大学一年级开始谈恋爱，有很多共同语言。5年后结婚时，陈曦研究生还没毕业。“我们把户口拿来，在学校开了证明，然后直接去了东城区民政局。很随意，很简单，盖了章就结婚了。”在艺术院校的学生中间，这是有点儿让人瞠目结舌的事，但对他们来说，只是顺其自然的生活选择。

“雪瑞的性格非常专一，说一不二，还没毕业就坚持要自己画画，丝毫没有受到市场、舆论的干扰。应该讲，毕业这10年，她在专业领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我则经历了一个后进的过程。”张雪瑞从建筑学院环境艺术专业毕业后，没有像多数同学一样进入建筑事务所，而是选择做独立艺术家，她的绘画和装置作品在圈内受到了一定关注和认可。

在此期间，陈曦做着不同的工作，有过数个身份，平面设计师、插画师、老师、艺术家助手，到头来，发觉还是艺术创作最适合自己。“我总是在不断尝试，一方面积累了很多经验，另一方面是在不断寻找自我定位。但我不可能一直这样动荡下去，还是要找到一个生活方式深入下去，转了一大圈仍然觉得艺术家是更适合我的。我不强调这是一个职业，而是一种方式。这种方式能让我更自由地表达自己，同时愿意面对各种代价和牺牲。”陈曦说，艺术家的工作看起来自由自在，只是因为他们面对的压力和朝九晚五上班的人不太一样。他游荡了多年，刚下定决心做独立艺术家，两个青年艺术家组成的家庭马上就出现了现实的生存问题。

陈曦放弃了一些过去以此维生的活计，寻求着独立的创作空间。先是收入来源减少，因经济问题陷入争吵、焦虑，之后演变成彼此之间的不认同、不信任，甚至一度走到了婚姻存续的边缘。那些关于婚姻的咒语，好像无论如何也躲不过去——他们陷入了“七年之痒”。

向身边的朋友倾诉或求教，一位收藏家半开玩笑地说，如果两人分开，他就不买张雪瑞的作品了。“他可能就觉得一个好的艺术家背后一定会有一个好的支撑。如果我们分开了，艺术家的状态就变了、不好了。”中肯严肃的建议多相似，劝他们珍惜长久保持的相互扶持的关系。“我跟陈曦说，你不高、不帅、不富，离婚后，再找一个这么合适的人，得付出多少成本？”夏彦国的意见更直白。

陈曦那时候正处在自我转型的低谷，缺少自信，消沉，如果是自己闷头解决问题，可能已经放弃。朋友们的劝慰让他自省。“磕磕绊绊可能就是婚姻的本来面目，你看透了，那么你选择还是不选择它？就说陈曦你这个人，你的价值观、生活方式、情商、智商各种指数，单身时是什么状态，有家是什么状态？你不是浪子型的，是家庭型的，怎么能放弃苦心经营的感情呢？”甚至对婚姻进行一番理性的、冷酷的计算：“别一上来就把婚姻和爱情联系在一起，婚姻首先是社会学问题、经济学问题，伦理、家庭、钱的问题，最后剩下的才是你们感情的问题。”他在寻求艺术独立的过程中，无意识地想独立出婚姻关系，最后发现那不可行，家庭仍然是现实生活的基点。“人的潜意识里，对集体还是有一种需要。两个人也是集体，婚姻和家庭，还是能消解个体身上很多消极的东西。”张雪瑞说。

他们度过这段危机后，开始反思艺术家的职业身份与婚姻的关系。“很多人认为艺术家极端自私、极端完美主义，会去尝试各种新奇的生活方式。在我看来，那要看他在艺术世界和生活世界的角色。有的人在两个世界是同一种角色，像凡高，艺术和生活合而为一，就很容易伤害自己。如果能将艺术和生活分开，那么艺术家的婚姻和普通人的婚姻就没有什么差别。”

陈曦提到行为艺术家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一句著名的话：一个艺术家不应该爱上另一个艺术家。“一方面，艺术家都追求创作的独立性。另一方面，对某些艺术家来说，任何爱情最终都会成为他艺术的燃料。”陈曦夫妇还是从艺术的角度来理解这句话，在他们看来，现实生活并非如此。“老一辈艺术家有很多夫妻档，物以类聚吧。圈内非常有名的一对儿——宋冬和尹秀珍，也是我们的老师，对我们很有影响。一般夫妻档的艺术家在艺术上都是各自独立的，几乎不可能共同创作作品。但是生活里，又有很多共性，比如我和雪瑞是老乡等等，会带来默契。生活是一个更大的背景，艺术只是这个背景上的一部分，如果没有大的共性，艺术家的个体差异是无法更好地体现出来的。”

婚前焦虑

夏彦国是一月底刚刚开幕的“不二——陈曦个展”的策展人，也是120对夫妇中婚龄最短的参与者。他2014年8月20日登记结婚，当时陈曦几乎完成了全部肖像的绘制，但还是立即为夏彦国画了一幅，既是新婚礼物，也成为艺术项目的一部分。

夏彦国本不该这么晚结婚。三四年前，他已经和韩国女友严肃地讨论结婚问题。但女友父母对准女婿不太满意，成为这段跨国婚姻表面上的障碍。“他们也不希望女儿嫁到国外去，后来好不容易接受了，但我岳父认为我应该读一个博士学位，可能因为他是博士的缘故，希望我读完了博士能留在学校里，有个稳定的工作，才放心把女儿嫁给我。当时我想，满足长辈的愿望有时候也是必须的。”他一度认真思考起了读博士的提议，咨询了一圈，得知由于自己本科毕业，必须先考研，再考博，重回如今的大学教育体制，这对已经做了四五年独立策展人的他来说，没法儿接受。读博士的事儿晾在一边儿，婚期也就迟延下来。

这个外在因素看起来并不具说服力。夏彦国现在再反思起，归因到他个人当时的情感困境。

这个“大一”时文学梦破灭、一直勤工俭学的河北农村青年，却在“大二”下学期迅速进入艺术圈，写评论、办杂志，直到后来策展，早早入行，披上艺术的光环。在一定程度上促成这些的人，是他一位不能不提的至交好友。

这位韩国友人是美院的留学生，因为汉语不好，与同学们几乎毫无接触。夏彦国与他经常因为迟到而在教室后排相遇，出于一种说不清的同情或共感，夏彦国开始无偿教他学中文，自此培养了友谊。直到2005年底，朋友突然邀请夏彦国去韩国。人到首尔，他才知道同学家境富足，父亲是热爱艺术和收藏的银行家，想资助儿子和他一起在中国开画廊。同学和他父亲的信任慢慢将他从某种自卑青年的自我认同中解救出来，画廊也成为他和朋友共同拥有的意义重大的梦想。

2007年底，梦想中的画廊在“798”艺术区变为实体，夏彦国全身心投入其中。但令他无能为力的，是画廊内部中韩合作者们复杂的层级和人际关系。后来精疲力竭，加之艺术刊物、策展的邀约不断，夏彦国几次提出离职，好友则一直挽留。直到2009年下半年的某一天，他照常到画廊上班，朋友突然主动说：你走吧。原本该是将他从不快乐的工作中解脱出来的一句话，没想到带给他的却是被挚友“扫地出门”的痛苦，“友情、事业完全崩溃、失控，大病一场”。

他现在回忆起，直说自己内心太脆弱，身体的孱弱又加重了精神的负累。“离开画廊后总觉得自己被抛弃了，以前没有想过‘安全感’这个词，从那时候起，突然发现自己毫无安全感。再仔细想，我是没有固定工作的自由职业者，艺术圈哪一天也会抛弃我。头脑里就出现了一个假想敌，总觉得自己会被抛弃、被伤害。”女友是在画廊工作时的同事，温和漂亮的韩国女孩儿，他潜意识里渴望从她那儿索取更多情感慰藉，来填充自己的不安。“那时候期望的爱情，好像是她能带我‘说走就走’，抛开一切。可她不是这样的人，对我好，但很平常，做各种好吃的，让我好好休息。我当时就想：你怎么不管我呢？”回看来路，当时的困境才清晰了。“我把个体的情感危机转移到她身上，又不敢结婚，又害怕失去，就这么拖了几年。”直到去年下了决心结婚，还是产生了严重的婚前焦虑。“我跟她在一起会幸福吗？她能给我什么？”类似的疑问总是在脑海中盘旋着，时不时跳脱出来。“婚礼仿佛是让我彻底醒过来的一件事。”他说，在韩国教堂里举行的婚礼，神父给新婚夫妇讲了一个寓言式的故事，将他一语点醒。“两个人就像两只刺猬，离得近了，可能扎到对方，但是如果互相舔舔身上的刺，刺就软了。”他这才意识到，自己就像那只想紧紧依靠伴侣的刺猬，索求太多，最后会发现伤害对方的是不完美的自己。婚姻则像是无声地舔着刺，用长久的时间将不同个性间的对立的问题软化掉。“结婚前后我想了很多，婚姻对于每个人来说，不是必须的，但是每个人都面临‘有'或‘无'的选择。一旦选择了两个人在一起，就要互相给予，而不是总想着索取。婚姻从理论上说是舍弃一部分自由，换取另一种自由，这个世界上其他事情莫不如此。”

“一生一世”

陈曦和张雪瑞度过了婚姻危机时，像夏彦国这样的朋友们，才纷纷开始结婚。陈曦频繁地参加婚礼，常常不知道送什么新婚礼物合适，后来他索性利用自己的特长，根据新婚夫妇的结婚证件照，为他们绘制肖像。结婚证照片是陈曦一直以来的关注点，2009年，他和张雪瑞合作完成了影像艺术作品《爱情这种事情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是爱情的证据》，接受媒体采访时，提供的正是两人结婚证的照片，红底之上还能清楚地看见东城区民政局的钢印。一张指涉着复杂的情感和法律关系的小照片，是陈曦思考婚姻和爱情的载体。他和张雪瑞一对“老夫老妻”的危机，碰撞上那些朋友们初涉婚姻的新鲜和焦虑，给了他艺术的灵感。

陈曦收集了120对夫妇的结婚证照片，用马克笔重绘肖像，拼成《百婚图》

艺术项目启动时间是2013年的最后一天。人们为这个跨年之夜生造了名头，叫“跨越1314”，有“一生一世”的寓意。“我发现大家身处在一个由‘1314’所构建的虚幻狂欢之中。‘一生一世’被消费文化所贩卖，反而背离了我们对婚姻契约精神的一种信仰。”项目取名“我们的1314”，也可以说是反讽，但更多的是愿景。从婚姻危机中走出的陈曦，依然希冀着“一生一世”——持久、稳定的感情和婚姻。

照片从陈曦的微信朋友圈开始征集，多数参与者是艺术圈的朋友。而尹连庄、董先梅夫妇比较不同，妻子董先梅是张雪瑞在山西老家的初中同学，现在只是公司里的普通上班族，与艺术圈毫无瓜葛。开幕式当天，夫妻俩准时赶到，董先梅拉着丈夫，径直走去展览空间尽头的房间，陈曦绘制的肖像画原稿等在这里，每对夫妇可以免费领取留作纪念。房间两侧悬挂了完全相同的两幅《百婚图》数字版画，几乎覆盖住了整面墙壁，既是给参与者们提供留影的背景，更重要的，一面属于丈夫，一面属于妻子，他们要在自己的头像旁签名，再次进入作品中。

董先梅是一个充满热忱的人，尽管对艺术家设计的这些仪式缺乏理解，但她领完画、签好名也并未着急离开，站在版画前好奇地辨认起，哪些是经她鼓动参与进来的同学、同事、亲友，一数竟有十几对。“有一个是我的高中同学，我们十几年不见，我还是一下子就认出来，说明陈曦画得很像，很传神。”单单是肖像的相似已经让她兴奋，陈曦的原作则被她视为珍贵的婚姻纪念收藏起来。陈曦分析这些普通参与者的心理：“他们会认为：有这么多的人赞同我，赞同‘一生一世’，艺术家也是跟我们站在一起的。在婚姻理念上有坚定的同盟，会减少参与者的迷茫感和焦虑感。”

与心思缜密、情感丰沛的艺术家不同，这对工薪族夫妇对当代艺术没有过于深刻的理解，也没有那么纠结的自我，他们把婚姻表达得平淡、日常。陈曦邀请参与的夫妇们每人为婚姻写一句话的注解，董先梅的第一反应只是一个字：和——也是他们儿子的名字。

董先梅说话时透露出的平静的幸福感，和《百婚图》给人的最初印象是相似的。至于那些不够平静、不够幸福的东西，譬如陈曦的“七年之痒”和夏彦国的婚前焦虑，则成了图像背后的暗涌。

让陈曦印象深刻的是，他在征集过程中遭受了为数不多的拒绝。表面回答是“照片不够好看”、“结婚证找不到了”，但陈曦从交流的过程中揣测到，他们拒绝的真实理由是“公开”，亦即“婚姻关系是否愿意接受艺术家的表达和观众的围观”。甚至有的开着玩笑回绝：“我们两口子不指望一生一世。”反应的是对传统婚姻价值的不同观点。

对艺术家来说，这些拒绝的理由恰恰是重要的，它关乎参与者如何看待婚姻。“不是说参与的人们心中没有疑虑，只能说他们的顾虑没那么强烈、敏感，所以包容了这个问题。”项目从征集到展览历时一年，2014年下半年筹备展览时，其中一对儿参与者已经离婚了。

陈曦并不想对拒绝和离婚的个案进行批判，“这些都是生活的一部分，也是这个艺术项目的一部分。”这反而促使他对“一生一世”重新解释：“‘我们的1314’里的‘我们’，既是指夫妻关系里‘我俩’，同时也是指每个个体构成的人类群体。即使两个人离婚了，每个人的人生还要继续，曾经的婚姻成为两个人生命中的某一段交集。”《百婚图》这幅作品也将随时间流逝变得动态，而非一直保持平面化的、静止的风格。120对夫妇始终会是陈曦的观察对象，任何人的婚姻关系改变了，画面上他们鲜艳生动的形象都可能随之消失，只留下一块空荡的红底。

（实习记者王宇对本文亦有贡献）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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