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岁故宫医画人工作40年 曾修复世界最早绢本绘画

自神武门进入故宫，沿西侧小路走上几分钟，再拐个弯儿，鼎沸的人声便霎时退去。这是一片尚未对外开放的区域，高大宫墙将外界喧嚣阻隔得严丝合缝，天空也在仰望的视野里变得狭长。默默行走，耳边唯有自己的足音，历史的厚重感扑面而来。

弯弯绕绕中，“故宫博物院文保科技部”就这么毫无征兆地到了。古旧的匾额、四方的院落，自行车停了一排，细溜溜的小树种着两棵。这里看上去朴实无华，却是整个故宫博物院办公区唯一设置了门禁的地方。半个多世纪以来，无数残损破旧的国宝文物被送到这里，在一代代能工巧匠精心修复下，得以对抗岁月侵蚀，焕发新的生机。

奠基

南方裱画师进驻，打下故宫书画修复基础

当晨光爬上裱画室宽大的桌子，徐建华已沉浸在忙碌之中。归置文档、整理桌案、准备好“家伙什儿”，是这位老手艺人长久以来的习惯。从风华正茂到银发满头，五年前退休又被返聘，64岁的徐建华已经在故宫工作了超过40年。

然而这里的时光流转似乎格外缓慢，几十年过去，除了“毛头小伙”成为脖子上挂着老花镜的“古书画装裱修复非遗传承人”，再就是暖气取代了裱画室冬天用来生火的炉子。在徐建华的记忆中，往昔岁月仍如昨日般清晰。

1953年，故宫博物院搜罗各行各业手艺人，成立文物修复厂，包含书画装裱、木工木器、钟表修理、青铜器修理等多个类别。彼时书画装裱分为色重大气的“京裱”和细腻雅致的“苏裱”，由于后者更为符合当年的形式与要求，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王冶秋专程到上海，约请全国闻名的书画修复高手进驻故宫。有装裱界梅兰芳之称的杨文彬、古书画修复大师张耀选等数位技艺精湛的南方裱画师，于1954年共同组建了文物修复厂内的裱画室，奠定了故宫书画修复的基础。

“文革”过后，大师们年事渐高，人员补充成了当务之急。1974年，当了五年兵的徐建华，就这样被分配进了故宫的文物修复厂：“虽然不知道要做什么，但觉得挺激动，自己还花一毛钱买票进了故宫。在太和殿遇到位老师傅，跟我说故宫里的年轻人都想到修复厂工作，大家都佩服有技术的人。”

修复厂有好几个科室，徐建华先相中了修表科。“父亲就在前门修表，会动会转，觉得好玩儿。”其次是木工，“那个时候大家都喜欢做家具，讲究实用。”可裱画室活儿多，最缺人，在讲究服从的年代，徐建华接受了领导的安排。

跟徐建华一起进裱画室的还有比他大一岁、同样当过兵的李寅。新学员跟一位中年老师学半年基本功后，再分到各位老师傅手下。因为在上海当过兵，听得懂杨文彬的无锡话，徐建华成了杨文彬的徒弟，李寅则师从张耀选。

尊师重教为手艺人所认同，质朴的岁月里，裱画室的年轻人像对待父亲一样侍奉老师。每天早早到单位，磨刀、扫院子、擦案台、打开水、生火炉，替他们拿药、寄信、跑腿……情谊增长的同时，老师傅们认真严谨的态度也在渐渐影响着他们。

萌芽

数月精雕细琢，隋代古画重现往日风采

“一开始还意识不到修复的都是珍贵文物，只想着好好工作，学手艺。”徐建华笑言，作为初学者，他之前对书画没有一点认识，更谈不上多么热爱。“很少有文化传承、责任之类的想法，‘觉悟’没那么高。”

正因如此，这些年轻人不会瞻前顾后，学习中敢于尝试，虽缺乏书画基础却进步神速。“就是胆儿大”，带着几分怀念，李寅半开玩笑地说，“反正上面有老师，出现什么问题老师都能处理，不怕。”

虽已主持修复古画无数，时至今日令徐建华印象最深的，仍是1977年他学满三年后，作为副手第一次与老师共同修复的《游春图》。作为世界上公认最早的绢本绘画，《游春图》由北齐至隋代（约550-600年）大画家展子虔所作。这幅重彩青绿山水卷，描绘出江南二月桃花争艳，人们春游踏青的情景。

送来时画卷断折甚多、残破不堪，被指名主要负责修复此画的杨文彬表情严肃，一根接一根地抽烟:“老师连着好几天都吃不下饭，就像医生手术前一样，一直在考虑各种可能的困难和状况。”

画卷终于被平展在桌案上，杨文彬用马蹄刀细致地剔除污垢与黑口（折叠处不均匀的黑色斑迹），这种既能去污又不损伤画面的力道十分微妙。由于年久颜色失胶，为防后续步骤导致颜色脱落，师徒经过反复实验，用排笔（几支毛笔连成一排，书画修复专用工具）将特制胶水轻轻刷于画面“固色”。

接下来，清洗画心、揭开背纸、重补破洞、加固折条、精细全色（用笔墨把古画残缺之处补好）……无一不是惊心动魄。只要力气稍大一点，下笔稍偏一些，便有可能毁掉这幅国宝级古画。

历经十几道工序、数月精雕细琢，《游春图》又重现往日风采。参与其中的徐建华，成就感油然而生。年过花甲的老师戴着眼镜，日复一日劳作在桌边，光影中那弓着背的瘦高身形，也定格在他的记忆中。也许自那时起，徐建华对书画修复除了“工作”外，生出了更多的感情。

热爱

用心血延续古画生命

“前代书画，传历至今，未有不残脱者。苟欲改装，如病笃延医，医善，则随手而起；医不善，则随剂而毙。”明代收藏家周嘉胄在《装潢志》中，道出书画装裱修复之关键。

在老匠人看来，装裱修复说难并不难，几十年所用的工具、步骤都没有太大改变。然而想要天衣无缝，绝不能做个只会按部就班的“熟练工种”。古画年代、破损程度各不相同，墨色、纸质也千变万化，犹如生了病的老人，需要各开良方、对症下药。

跟随老师修复《游春图》时，令徐建华感受最深的是老先生处理“火候”的精准。“用胶水给画面‘固色’，一遍两遍还是三遍，轻重掌握得非常好。还原上千条折条，糨糊太稠，粘好后折条会发硬容易断裂，调得太稀又粘不住。先生的糨糊调得刚刚好，非常令人钦佩。”而这“刚刚好”到底是什么比例，并没有教科书可以遵循。如同厨艺的“少许”、“一撮”，只能自己去悟。

除了技艺的纯熟，鉴定相关知识也必不可少。宋以前作品用麻纸，宋以后用皮纸；手卷的上下撞边，宋代时比较窄，清代时比较宽……这些经验的获取除却有心积累，别无他法。而偌大的画面，无数污渍、霉迹要挑刮清洗，当年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动辄伏案月余，工作单一但精神必须高度集中。唯有将开始的“服从”转变为真正的热爱，才能对抗这日复一日漫长的寂寞。

“慢慢懂了，就有感情了。”在李寅看来，“枯燥”也常有乐趣所在。比如“全色”，某种程度上相当于替古人把缺损的画作补全。需要体会他们的心情和用笔，一瞬间会有今古穿越的奇妙感受。面对几百上千岁的古书画，李寅甚至会如老朋友般嘘寒问暖，“你哪儿不舒服啊，给你治疗一下吧。”

而伴随国家不断增强文保教育，匠人们对文物有了更深的理解:“过去老师每次接到任务，就紧张得几天吃不下饭睡不好觉。现在我也跟他似的了，胆儿越来越小。”

干了一辈子修复工作，徐建华却萌生“敬畏”之心:“我们这些人好多都胃有毛病，杨师傅胃出血，张耀选也有胃病，我师哥张金英胃部切除。就是因为高度紧张，胃痉挛的时间很长。”几十年来，裱画室里的匠人们就是这样执着地帮助古书画对抗自然规律，用自己的心血延续着它们的生命。

传承

培养人才就是一种责任

下午的裱画室，五六个年轻人正贴画上墙、学习染纸，忙得不亦乐乎。这里有招聘进来的新人，还有从香港文物修复单位专门过来学习的技术人员。“以前能来个本科生就很难得，通过不断宣传，这几年进的新人都是文保专业、美术学院的，研究生博士生、80后90后都有。”看着身边的年轻人，徐建华露出慈爱的笑容。

故宫聚集了几乎全国最好的能工巧匠和先进的科学技术，老师傅们深感自己责任重大。“技艺的传承不能局限在故宫，我们一直在为其他地区的博物馆培训技术人员，日本、韩国也有人过来学习。”由于徒弟多、师傅少，60多岁的徐建华和李寅，都是退休后继续工作。

除了人才培养和传承，与时间赛跑的紧迫更令他们心急。目前故宫近一半面积尚未对外开放，大量文物尘封在库房中亟待修复。“好多都成了碎片，需要抢救性修复。”李寅略显焦虑地摇摇头，“复原一幅画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活儿根本干不过来。”加之常有其他省市博物馆的文物被送入故宫请求修复，每个人都忙得团团转。

院里曾安排徐建华去北大学考古，他不去，让他去干校进修以备提干，他也不去，科技部主任他更是不当。“不想分神，真干到一定阶段，就超脱了，跟佛教似的”，徐建华呵呵地笑，“我们单院长说，要把故宫再向下传600年，这就是一种责任。”

此时此刻，这位闻名中外的“非遗”传承人，身上随意套着已洗得发旧的拼色毛衣，坐在光影中无比认真。在他身后，裱画室的墙面早已被书画上墙裁边后留下的纸条所遍布，看不出原本的颜色。而那道道纸边，仿若见证着代代匠人们辛勤耕耘、薪火相传的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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