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故宫以外，周恩来还保护过哪些文物古迹？

新中国成立后，在旧中国烂摊子的基础上，尤其是在“文革”的冲击之下，周恩来高度重视文物保护工作，使大批珍贵文物得以保存至今，对我国的文物保护事业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特予保护藏书楼

1949年5月7日，周恩来发出指示，要求前线部队对浙江南浔镇刘氏嘉业堂藏书楼和山西太原城内藏有南宋雕刻碛砂版《大藏经》的普善寺“特予保护，以重文化”。由于周恩来的过问，刘氏嘉业堂重要的藏书得以保存。

嘉业堂藏书楼

宁波天一阁原为明代嘉靖年间兵部右侍郎范钦的私人藏书楼，始建于1561年，是国内现存最古老的藏书楼，古籍浩瀚，素有“南国书城”之盛誉。天一阁原有藏书7万余卷，几经流失，不断受到破坏和掠夺，到1949年时仅存1.3万卷。宁波解放前夕，周恩来要求三野九兵团，在攻城时必须保护好天一阁藏书楼，使这一珍贵的文化遗产得以保存，重获新生。

宁波天一阁

指示成立文物收购小组，秘密收购海外中国珍稀文物

唐代著名画家韩滉的唯一传世之作《五牛图》，堪称稀世珍品，在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被掠走，从此下落不明。1950年初，一位华侨托人致信周恩来，称《五牛图》出现在香港，收藏者有意出手。他本来想从画商手中收购以献给国家，但苦于财力不足，迫切希望中央政府能购回这件流失在海外的中国绘画珍品。周恩来立即给当时负责文物工作的文化部作出三条指示：一、派专家赴港鉴定，确定真伪，如系真品，立即购买；二、派可靠人员专门护送，确保安全；三、文物运回后，交给收藏条件好的单位妥善保管。文化部接到周恩来指示后，立即组织专家赴港，鉴定《五牛图》确系真迹，经过多次交涉，最终以6万港币买下。

韩滉《五牛图》

解放前，由于战乱，许多国宝级文物流落各地，有些不知去向。新中国成立不久，文化部文物事业管理局局长郑振铎获悉：流失出去的大批古书画及古钱币等珍贵文物被人带到了香港。经再三思量，郑振铎向时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的郭沫若和文化部部长沈雁冰作了紧急汇报。三人经反复研讨，决定以文化部的名义向周恩来汇报这一情况。1951年3月，周恩来接到报告后，在国家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立即同意由国家拨专款抢救文物，并成立文物收购小组，秘密进行文物收购，将一批珍贵文物及时抢救了回来。其中最著名的是1951年从香港购回的王献之的《中秋帖》和王珣的《伯远帖》。此后，文物收购小组在香港陆续收购了许多珍贵文物，如董源的《潇湘图》、宋徽宗（赵佶）的《祥龙石图》、马远的《踏歌图》、李唐的《采薇图》、吴镇的《渔父图》、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等40余件书画作品，这些都是古代绘画艺术的珍品。

王献之《中秋帖》（局部）

王珣 《伯远帖》

保留全世界最古老的观象台

在北京修建地铁的初步规划中，要经过建国门元代古观象台。施工指挥部提出了拆迁建国门古观象台的方案。北京古观象台是全世界最古老的观象台之一，以使用年代最久，保存的大型古天文仪器数量最多和完整而著称。同时，古观象台还保存了一批珍贵的古代天文、气象观测记录和数据资料等，其中包括从1724年至1902年近180年间的气象记录完备资料，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气象观测记录，一旦被拆毁，一个重要文物遗迹就将永不复存。如果搬迁，也将会对古往今来从现址观测到的天文资料、天体变化的宝贵数据等造成重大损失。文化部图博文物事业管理局要求地铁改线，以保护古观象台。周恩来在图博文物事业管理局的报告上批示：“这个天文台不要拆，看绕过成不成，有什么困难，写个报告来。”这座当今世界上保存天文仪器年代最早的古天文台就这样被保留了下来。

北京古观象台

为保护古树修改地铁建设方案

2008年7月1日，北京石景山区首次为辖区内的两棵古银杏树立碑。从碑文中人们首次得知，在北京修建地铁一号线时，为保护这两棵古树，周恩来批示，修改地铁建设方案。这两棵古树位于玉泉路口西北侧路边，已有700多岁的“高龄”，是元代灵福寺遗址遗存的树木，目前都是国家一级古树。在地铁原建设方案中，这两棵古树正好处在玉泉路站站口的位置。为保护古树，周恩来批示，修改地铁建设方案，延长玉泉路站至八宝山站地铁的距离，两棵珍贵的古树得以存活至今。

玉泉路口古银杏树

关心文物维护与修复，敦煌莫高窟成为其中的代表

自建国初期，周恩来就密切关注敦煌的文物维护与修复工作。

1961年3月4日，国务院公布敦煌莫高窟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9月，国务院派出由文化部副部长徐平羽率领的10余名专家学者，组成敦煌工作组前往莫高窟进行考证。专家们发现，维修这座历经1600多年、规模宏大、屡遭人为严重破坏和风雨侵蚀的石窟，耗资巨大。1962年，我国国民经济还十分困难，国民经济调整刚刚开始。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对抢修莫高窟经费给予特别批准，可见对文物事业的高度重视。抢修工程自1963年秋季施工，历时3年，于1966年竣工。敦煌莫高窟成为我国著名的四大石窟中迄今为止保护最好的石窟，也成为周恩来关心和保护敦煌艺术的历史见证。

1967年夏，敦煌县武装部、公安局和敦煌文物研究所同时接到兰州大学敦煌籍学生发来的电报：兰州大学的部分红卫兵已准备起身前往敦煌，和在敦煌的红卫兵会合，计划捣毁莫高窟的壁画和彩塑，请设法阻止。敦煌县委、县政府和敦煌文物研究所感到事态严重，情况危急，马上向甘肃省委、省政府和文化部图博文物事业管理局作了汇报。敦煌的紧急汇报很快上报到了国务院。周恩来果断地对身边工作人员说：“立即让文物局和甘肃省采取措施，保护敦煌莫高窟，不能让这座人类文化宝库受到损坏。”他还签发了国务院“关于敦煌莫高窟第一批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在文革期间一律停止对外开放，任何人不得冲击破坏，确有问题的待后期清理”的文件。

敦煌莫高窟

要求在全国重要的古代建筑上安装避雷针

1956年6月的一个夜晚，文化部文物管理局接到消息，位于北京明十三陵长陵的祾恩殿（楠木大殿）被雷击起火。中国的古代文物建筑，大多为木结构或砖木结构，最怕的就是火灾。许多历史文献中记载的“天火”即雷击引起古建筑火灾的事例比比皆是。长陵棱恩殿起火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周恩来那里。他立即指示文化部文物管理局会同北京市有关部门人员，一起前去检查处理。局长郑振铎接到周恩来指示后，立即约请梁思成等一同去现场察看。大家发现，大殿的后金柱柱顶被雷劈裂，柱顶呈现黑色被烧焦的痕迹，但整个大殿的外观并没有受到破坏，依然完好。这时，大家的心情才放松下来，因为棱恩殿是全国唯一的一座巨型楠木大殿，是弥足珍贵的国宝级文物建筑。一旦焚毁于雷击火灾，将会让国人痛心疾首。随后，郑振铎、梁思成给周恩来呈递了一份报告。周恩来很快以国务院的名义发出通知，要求在全国重要的古代建筑上都要安装避雷针。避雷针的安装，有效地防范了雷击导致的火灾，保护了一大批古代建筑。

明十三陵长陵的祾恩殿

坚决制止大规模发掘帝王陵的风潮

1955年10月，郭沫若等联名向国务院递交《关于发掘明长陵的请示报告》，得到批准。历时两年零两个月，以总计用工2万余人、耗资40余万元的代价，这座深藏地下368年的玄宫终于重见天日。1958年9月，新华社向全世界播发了新中国考古学家发掘第一座皇陵的消息，引起了世界考古界的巨大震动。但是，以当时简陋的保护设备和考古技术水平，出土文物在保存和复原方面还未过关，大量文物尤其是丝织品未能保存下来。“文革”中，万历皇帝及两位皇后的尸骨被红卫兵付之一炬。定陵发掘后，各省纷纷要挖掘汉陵、唐陵、清陵等帝王陵。在这种情况下，郑振铎、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夏鼐等人上书周恩来，要求停止帝王陵发掘。国务院迅速下发了“停止对一切帝王陵墓发掘”的文件，坚决制止了这种极不正常的发掘之风，使行将遭灭顶之灾的中国文化遗产免于劫难。

定陵发掘后，吴晗还一直想着开挖长陵。他问周恩来：“我们是否再发掘长陵？”周恩来问：“需要多少钱？”吴晗回答：“大约要四十万。”周恩来沉默了，向停放在不远处的轿车走去。吴晗急忙追问：“总理，您看这长陵发掘的事？”周恩来沉思片刻后说道：“我对死人不感兴趣。”也正因为这句话，明成祖朱棣才在陵寝里安睡至今。此后，国家文物局再未批准发掘帝王陵。

明十三陵

搬走新华门前石狮子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陈伯达炮制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破四旧”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了。湖南炎帝陵主殿被焚，山西舜帝陵被毁，浙江大禹庙被拆毁……

在“破四旧”运动中，就连中共中央、国务院办公地中南海新华门前的石狮子，也引起了红卫兵的注意，上了“破四旧”的黑名单。新华门前的石狮子，是北京城里最大的一对石狮子。8月26日，周恩来从保护文物古迹出发，耐心地说服了红卫兵，下令将新华门前的石狮子搬走，有效地将这一古迹保护起来。后来，这对石狮子又回到了新华门前。

新华门前石狮子

完整保存林隐寺

1966年8月23日，杭州中学生红卫兵捣毁了岳王庙后，把下一个目标对准了灵隐寺。浙江大学部分有正义感的学生得知消息后，挺身而出，保护灵隐寺浙江省委迅速把此事上报国务院。8月27日，周恩来作出批示，要求浙江省委领导同志对红卫兵做好说服工作，并采取有效措施保护灵隐寺。在“破四旧”运动中，全国古刹旧庙被砸被毁的不计其数，能够部分保存下来已算是侥幸。像灵隐寺这样毫发未损、完整地保护下来的，更是凤毛麟角。

灵隐寺

帮助曲阜文物避免了更大的劫难

山东曲阜的孔庙、孔府、孔林，统称“三孔”。孔庙大成殿前十二根双龙戏珠深雕镂空柱是中国最好的龙柱，其工艺水平超过了北京故宫。“文革”爆发后，北师大红卫兵头头谭厚兰在康生的授意下，带领200余人去孔庙造反，召开了捣毁孔庙的万人大会。从1966年11月9日至12月7日，他们共毁坏文物6000余件，焚毁古书2700余册、各种字画900余轴，砸毁历代石碑1000余通，其中包括国家一级保护文物70余件、珍版书籍1000余册，近两人高的孔子墓碑被红卫兵砸成了七八块碎石，给孔庙造成了极为惨重的损失。周恩来知道这些情况后痛心疾首，立即下达了保护文物名胜的命令。大成殿前的十二根龙柱才得以保存。孔府、孔林基本上没有受到冲击，曲阜文物避免了更大的劫难。1994年12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孔府、孔庙、孔林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双龙戏珠深雕镂空柱

关注长沙马王堆出土文物保护

周恩来在日夜操劳国家大事的同时，在1972年对长沙马王堆三座汉墓的发掘作了五次指示。由于当时是“文革”期间，一号墓出土的女尸竟在没有经过处理的情况下放在长沙的公园里展出。2000多年前的女尸保存完好成为当时长沙的一件奇闻。参观者人山人海，一时间公园内挤得水泄不通，挤伤踩伤了不少人。

时任文化部图博文物事业管理局局长的王冶秋知道这个情况后非常气愤，立即到长沙制止了女尸展览，并将情况报告给了周恩来。周恩来立即指示说：“请告卜占亚、李振军同志立即采取办法转移到冰室，消毒、防腐，加以化工处理，仍留湖南省博物馆。这是可以向群众说得通的，非当机立断不可。务请打电话去，速办勿延。”

遵照周恩来的指示，王冶秋等人将女尸小心翼翼地送到湖南省博物馆，对女尸进行了消毒、防腐处理。从发掘领导小组的组成到技术力量的安排，周恩来都作了十分周到的布置。长沙马王堆汉墓的发掘工作之所以能取得很大成绩，是与周恩来的具体指示密不可分的。

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墓坑发掘现场

陆定一、周恩来保护故宫

1958年9月，《北京市总体规划说明(草稿)》有这样的表述：“故宫要着手改建。”《规划说明》具体提出：把天安门广场、故宫、中山公园、景山、北海等地组织起来，拆除部分房屋，使之成为市中心的一个大花园……1959年北京市城市建设委员会提出，可以保护“故宫要改建成一个群众性的文体、休憩场所”。20世纪60年代初的改造方案，是在故宫内部建设一条东西向的马路，并将文华殿、武英殿改造成娱乐场所。

时任文物局局长的王冶秋有一次接到中央有关部门的会议通知，议题是讨论故宫改建方案。王冶秋一听就火了，拒绝出席。他原以为中央有关部门开的那个会是已定下调子的，没想到却开成了一个保护故宫的会。陆定一时任中宣部部长，立即否定掉在故宫里开马路的方案。在这次会议上，陆定一大发雷霆。“陆定一冲冠一怒保故宫”不胫而走。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故宫“整改方案”随即出台。顺贞门、天一门、文华殿、乾隆花园内的门额被摘，中和殿宝座被拆。1967年5月26日，周恩来总理派北京卫戍区一营进驻故宫博物院，实行军事保护，使故宫免遭直接破坏。

文革中幸存的故宫博物院

亲自修改介绍故宫的小册子

1971年7月，故宫博物院即将重新开放，需要出一本介绍故宫的小册子。周恩来请郭沫若组织班子编写《故宫简介》。郭沫若说：“故宫准备重新开放。周总理批示，要我和王冶秋同志商量一下，邀请各位把故宫博物院为重新开放编写的《简介》和所附材料看一看，有意见提出来写在上面，也可以补充修改，一个半钟头，十一点交卷。”郭沫若当时很风趣地说：“这是‘殿试’。”当天下午，王冶秋把13份改稿整理完毕，送郭沫若、周恩来审阅。周恩来逐字逐句审阅修改、定稿。

1971年出版《故宫简介》

1972年，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使各项工作出现转机。周恩来抓住这一契机，大刀阔斧地恢复文博系统的工作。在他的直接关心和领导下，故宫举办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全国出土文物大型展览”。随着中美关系大门的打开，为了让更多的西方国家进一步了解中国，周恩来又提出组织出土文物到国外展览的意见。他审阅了第一批赴英、法展品的目录。出展文物中包括许多新出土的稀世珍品，如河北满城汉代中山靖王金缕玉衣、长信宫灯，甘肃武威铜奔马，长沙马王堆帛画，西安何家村唐代金银器等。这次展览办得非常成功，在国外引起强烈反响，不仅使国外许多人士折服于中国古代的灿烂文化，而且对拓展我国的外交活动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被赞誉为周恩来的“文物外交”。

周恩来关于文物保护工作的其他点滴

20世纪50年代，周恩来到文物大省陕西视察时，就对文博系统的同志说：“我到哪个地方，都爱看这些东西，因为它代表着一个民族的智慧，可以了解这个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周恩来主持的政务院会议上，多次讨论文物保护问题，从建立机构、培养干部到制定方针政策，对文博事业的发展给予极大的关注和支持。政务院先后颁布了一系列的法令法规，如《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暂行办法》、《古文化遗址及古墓葬之调查发掘暂行办法》、《关于保护古文物建筑的指示》等。

周恩来指示编印了《全国古建筑文物简目》，分发给解放军各部，请他们注意保护。

20世纪50年代，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高潮时期，这也给文物保护工作带来新的课题。周恩来在1953年的一次政务院会议上说：“保存文物和民族文化遗产，就要使其发扬光大。我不是说我们要前进，要发展文化，就不保存文物，不要民族文化遗产，不是的，我是强调要推陈出新。”

周恩来对于文物的宣传工作也十分重视。1959年，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时候，规模宏大的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建成，周恩来多次前往察看。“文革”爆发后，周恩来批准了《文物》、《考古》、《考古学报》的复刊，并批准了重建文物出版社，甚至对文物书刊印刷设备的更新也作了具体指示。

1961年，在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文物保护管理工作经验的基础上，经国务院全体会议讨论通过，公布了《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和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颁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保护和管理工作的指示》，再次明确和强调了文物保护管理的方针。从此，文物保护管理工作进一步纳入了计划管理的轨道。所有这些，都是与周恩来的亲切关怀和具体指示分不开的。

（资料来源于网络 《收藏》杂志独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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