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国强：女儿是我最好的爆破作品

“这方面，我是自私的”

7月19日，北京一个阴雨天的周六，艺术家蔡国强出现在一座大厦三层的拐角小书店里，这里早早就挤满了读者。当天早上他刚从澳洲飞来，周一又要飞到日本，来中国短暂停留，只为出席大女儿蔡文悠《可不可以不艺术》的新书发布会。

“应该是我唯一一次出席商业场合了”，蔡国强笑着说，但他知道过去十几年里，女儿蔡文悠已经陪伴走遍了世界各地，在日本求学、纽约发展，在北京奥运会表演“历史的足迹”、在遥远的西班牙古根海姆美术馆，她和家人都是第一个见证人。

不过当年那个精心打扮出席父亲开幕式的女儿，如今总是在一旁拿着相机，在父亲作品爆破时拍摄下瞬间，等到表演结束后，又低调地和工作人员退回幕后。“有时候她专业得连我都忘记了她是女儿，觉得她和我其他助手是一样的。”蔡国强说。

当艺术家的女儿是什么样的体验？也许从书中能体会到一二：蔡文悠有记忆起就常待在美术馆，因为那时没有保姆，父母在美术馆布展时也带着她，就睡在一旁的婴儿车里，导致游客以为摇篮和她也是一件装置作品……

上学后，父亲在世界各地的开幕式她都需要翘课参加，因此落下了功课。朋友圈常接触的都是爸爸的成年朋友，也是长大后才了解迪斯尼的动画片，因为小时候，蔡国强觉得“迪斯尼的东西不够好”，“但现在想想，我是在用艺术家的标准去看动画片，而忘记了在女儿那个年纪，她需要的不是艺术，只是快乐就够了，我觉得我当时是自私的。”

但这本《可不可以不艺术》却不是介绍父亲的，而是作为父亲身边最亲近的“艺二代”，寻找自我艺术之路的回忆，只是最早的这些记忆都来自于对父亲贴身的观察。

在外人眼中，蔡国强的火药爆破作品强势而浓郁，但他本人十分温和，从不高声说话，讲起创作、家乡有说不完的故事。“我的爸爸是我认识的最沉着冷静的人。见到他时，谁都不会想到他是一个以爆炸为生的人。”蔡文悠写道，“这家伙度过周末的方式就是穿着长袖内衣读报纸。他的成功有部分是因为他能够表达自己的内心的感知，而不惊扰社会的秩序和安宁。”

《芭莎艺术》：文悠，有这样的爸爸，是幸福还是压力？

蔡文悠：我觉得每个家庭都有各种各样的压力，我自己遇到的也是一种特殊的压力。因为我爸爸做得还挺有成就的吧，从小被他带出去，可以看到他在做什么，我一直都觉得这是生活上的互动。对我来说，我希望有一种条件，可以做跟爸爸不一样的方向。但是，还是一直觉得艺术是比较有意思的，也不能离开艺术。从小见到很多跟艺术有关的人，也是很有意思的人，我喜欢他们生活的感觉，也很希望未来可以是这样的。

《芭莎艺术》：这本书出版后，蔡老师您最意外的地方是什么？

蔡国强：大量我没想到的故事——她代替我去领奖时候要私下训练演讲，还有她跟我去世界旅行时候是这么寂寞，都没有对我说过。我很容易以为周边人对我的友好，她们也得到了，你说对吧。我们到了国外，人家都接待我，会考虑到我吃什么、喝什么、需要健身房……我以为她们也得到了，但其实她们和我体会到的不一样。

“我的idea你为什么不用？”

在蔡家，一家人常常用艺术来玩，比谁的idea更巧妙有创意，家中随处都能变成装置现场。蔡国强对女儿创作力记忆犹新，“文悠7岁时候，就喜欢在家中做装置，有一次她在空调机放一个气球，空调有冷气吹出，会让气球浮着，有人来家里，她就会指给人看——这颗气球没有绳子也不会飞走！结果有一次她翻画册，看到达明安·赫斯特（Damien Hirst）做过类似的作品，她特别生气，说’他怎么可以copy我的idea？’我给她看作品时间，比她的创意还早了两年。”

这个经历让蔡文悠有阵子感到受挫，但慢慢想法更多。有次听说蔡国强办展的美术馆有10个展厅，要想10个idea，她说，”那我给你我的idea，你用3个，这样你只需要再想7个了！”然后就开始有条有理地讲，蔡国强觉得女儿开始有很多想法。

不过他到现在还没用过女儿的idea，每一次爆破的创意都是自己原创，而蔡文悠成为罗德岛设计学院雕塑系学生后，完成作业时也渐渐不让父亲插手，她觉得父母这些idea都不错，“但那是他的想法，我有我的，也许没这么好。后来讨论多了，发现我的作品不一定差，只是创作过程和别人不一样，小时候看过很多大师的作品，所以眼光会高，但基础不够，作品就做不到自己预期那样，慢慢看同学的作品，我也在锻炼自己的手法。”

《芭莎艺术》：蔡老师您为什么总是不用女儿的idea？

蔡国强：因为她的创意是从她的角度出发，已经很了不起了，但是我不认为idea是展览的全部。idea只是展览的开始，而且idea对艺术家是应该不是很困难的，困难的是判断应该用哪一个idea，在今天，在这个地方，更好。所以她给我的，并不是那一个，我只是很欣赏这个孩子有这么多这么好的想法。我的经常会超过她的想法，她会很痛恨。她会感到自己不是很好（笑）。

《芭莎艺术》：文悠你随父亲到处走的这些年，也认识了不少艺术大师，你书中一句形容是“许多伟大艺术家都有某种程度的童真”，你觉得这是成为一个伟大艺术家必备的条件吗？

蔡文悠：我觉得很多艺术家并不能用“伟大”“进不进入艺术史”来衡量，因为艺术还是内心的表达，是一个人如何把自己的想法、感受表达出的过程，也许别的行业对他来说无法表达，于是他选择了用艺术与世界沟通，所以对他来说，是不是“伟大”已经不那么重要了，表达出自己的心意是最重要的。

“我们是留学生，不能生病”

“身份的认同”是父女二人绕不过的话题。在移居海外的头几年里，起初生活并不富裕，女儿生病的时候，蔡国强总说：“我们是留学生，是不能生病的。”现在想想，他觉得女儿坚强的性格也像他，“那时候没有医疗保险，生病了会比较麻烦。但她就会乖乖吃药，听我和医生的话，扛过来。”

比生病更难过的，是移居海外的华人身份。1986年蔡国强夫妇移居日本，大女儿3年后在东京出生，6年后全家又移居到纽约，近30年的海外生活里，与中国的联系只剩下血缘和一本中国护照，“有一次我们在机场转机，航空公司没有说转机也需要额外签证，所以我们就是无法登机，我女儿很不理解，因为两个登机口只隔着10米。”

“但是我告诉她，你看，我们是可以选择外国护照的，但是现在碰壁了，是不是想想，我们以后能不能给这本护照做点贡献，让人家更尊重我们。”对女儿来说，中国是遥远的，唯一的现实就是这本护照。在很小时候，蔡国强就希望她不会把这样的困难当做困扰，而是借此增长心性，更多地思考人类的问题。

蔡国强在纽约住了近20年，仍然不说英语，家中大到找房子，小到出门点餐，都是英文流利的蔡文悠出面沟通，她发现语言不通丝毫不影响父亲对社会、人性的观察，在书里，她记录了一件小事，那是和父亲去希腊克里特岛时，正在餐厅用餐，父亲看到街边喧嚷的情况就判断出可能是一场暴乱，然后带着女儿和助手迅速撤离，躲过了一劫。

“他对人的很多观察是非常深入的，有他当年在中国成长背景的关系，也有他一贯的思考习惯。”蔡文悠说，“后来我看问题时候，也会受到他的影响，会考虑事情的背后是不是有更复杂的因素在影响着，而不是表面看到的这样。”

大学毕业后，蔡文悠以摄影师的身份与蔡国强团队一起完成了许多项目，父亲了解火药的习性，她则知道什么时候是捕捉的最好镜头，不少作品照片登在了国内外的杂志上，然而这本书中却没有过多关于父亲的项目，只是关于自己的成长。

在纽约的家中，她为自己的艺术家朋友们担任策展人，举办了两次小型展览，接下来会前往英国Goldsmiths学院继续攻读文化创意产业专业，仍然在艺术圈，但和父亲，和艺术都保持着距离，像书名那样，“可不可以不艺术”的同时，也变成了一种艺术。

在家里，文悠说得最流利的是英语，蔡国强则是闽南话，艺术变成了父女二人最默契的语言，“父母会早早离开，但艺术会是她终身的朋友，帮她和这个世界沟通，搞得好还能靠这个吃饭。”蔡国强笑笑说，“但我认为还是要小心，不要把艺术的特别性放大，因为基本上人生、艺术还是互动的关系，我不想让她觉得要从事艺术不可，只要她开心，人生还是有各种各样可能。”

身边的人都评价蔡国强“看人准”“一眼看到本质”，但看女儿的这本书时，他觉得“作为父亲我不可能完全客观，读者是最客观的。”

女儿未来的路也许不在他的视野中，不过很早以前，当女儿在日本刚出生，条件很艰苦的时候，蔡国强仍记得第一眼看到她的心境：“大女儿刚出生的时候，表情有一股勇气与自信，一个新生儿这么脆弱，对世界的种种没有任何驾驭，但是他的表情透露的信息，让我感到一切都会是顺利的。”

《芭莎艺术》：连“护照事件”这样的事情，您都能为女儿排解不安，那她成长过程中，有什么是您感到无能为力的？

蔡国强：爱情。你只能给她更多的爱，别无选择。她爱上了别人，你就给她更多的爱，这样她就知道这个爱是不是更好的。她在爱情路上没有成功，你也给她更多的爱，就能弥补一些，其他没有什么可以做更多。这方面听起来我很有经验的样子，其实也不是（笑）。

《芭莎艺术》：文悠，写完这本书，对你来书意味着什么？

蔡文悠：我写这本书，也是一个小东西，希望大家读起来有一种体会，是我与别人一样和不一样的成长过程。我一直喜欢跟人多交流，讨论事情，觉得那样比较好玩，后来做当代艺术，但不是在美术馆和画廊，而是找到和大众有一个可以讨论的空间，这本书也是我交流的一个方式。

（来源：芭莎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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