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跃文：倘若没有文学，活得没有意义

——答《羊城晚报》

问：《爱历元年》前后耗时六年，为什么会经历这么长的时间？跟你个人的状态有关？

答： 这部小说从动笔到完稿，过了六年。并不是说这部小说写了六年时间。电脑已极大地解放了作家的书写劳动，写作在体力上比前人省了许多。这是我写作起至时间最长的作品，一方面是因这期间我自己经历了特殊的年龄阶段，一方面是我对生活的观察与思考发生着变化。整个写作过程断断继继，思路和小说结构也不断地调整。最初的写作基调有些悲观和阴冷，写到最后却发生了逆转。这是一部关于关于爱、宽容和救赎的小说。

问：你曾提到过在写作《爱历元年》期间，你经历了自己的中年危机。年岁的增长如何影响你的创作？《爱历元年》中不少琐碎的闲笔，很多来自于你在生活中的感悟？

答： 自己未进入中年之前，总认为中年危机是个伪命题。一旦进入中年，很多始料未及的困惑、纷扰和迷惘都逼到眼前来了。生命的盛年已过大半，走过的路却未必是自己愿意走的；功过、得失或成败此时大致已成定局，经历过的都没有机会修正；也许经历了很多事情，有些事可以向人倾诉，有些事只能打落牙齿和血吞；孩子开始自己的生活，我们却未能放下悬着的心；父母皆已老去，他们需要我们更多的陪伴，而我自己仍在滚滚红尘中拼打；看了大半辈子的人间大戏，是是非非似乎都不是那么回事儿。总之，许多的的纠结和感怀。如此愁肠千结，都隐约渗入这部小说的文字里。小说不是靠逻辑推理讲道理，而是用故事和形象感染人。《爱历元年》中的许多闲笔，的确就是我自己生活的真实感受。这些闲笔，我写得一往情深。

问：有人认为《爱历元年》是你的转型之作，你认同“转型”这种说法吗？

答：我从来不承认自己有所谓转型，只能说明我的小说创作题材多样。但是，写作的过程，也是作家成长的过程。很久以来，媒体给我贴了一张官场小说家的标签，这是极不公允的。事实上，我写《漫水》那样的乡村小说写过不少，似乎就此便认定我是乡村小说家呢？

问：其实无论是之前的官场题材，还是《爱历元年》所讲述的情爱故事，内里的核心都是写人，也有人说你的写作对象一直是“文化人”，你认同这个说法吗？对社会和人性的观察一直体现在你的小说中？

答： 我也没有刻意写所谓文化人的想法。如果仅以受教育程度划分，中国人现在很少有非文化人了。我们不论写现实生活中的什么角色，他们都是文化人。我不是故意弄混文化人的概念，而是觉得这种认定都是没有意义的。我一直关注的是我们的生存空间，也可以说一直观察和思考着我们的生存空间。我总有种天真遗憾：我们本可以活得更好的，只因为种种的不好的存在，我们各有各的不如意。这些不好，有的归个人负责，有的归社会负责。

问： 在谈到创作《爱历元年》时，您曾说，“当社会被某些辨识不清的洪流裹挟的时候，当所有人都貌似向前奔跑的时候，我愿意选择慢下来，停下来，甚至往回走，看看那些狂奔的人丢失了什么。”“我想通过一些鸡毛蒜皮、鸡零狗碎的事情的描写，回望中国二三十年突进与逡巡的过程，停下来作一些思考。”这是您对社会的某 种评判或者说体悟，越来越多现代人焦虑、抑郁，是因为我们整个社会病了吗？

答： 我在很多场合说过，过去二三十年我们走得太快了，不管是弯路、歧途或迷宫，我们根本没有耐心看清楚就走过去了。我们乡下有句俗话：忙行无好步。我们现在是否应该慢些走，回望一下来时的路，展望一下未来的路？我写作《爱历元年》时，心里是存有这个想法的。当然，是否在作品中很好地体现了这个想法，也许得打折扣。我不习惯在小说中借人物之口替作家思辩，弄些看似深刻的思想进去。

问：你曾评价自己拿下鲁迅文学奖的中篇《漫水》是一部“乡愁作品”， 你也写过不少乡村题材的小说，但远没有你的官场题材小说引人关注，你认为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大家似乎对官场小说更有兴趣？

答： 我从未因写完一部小说失眠，但写完《漫水》我通宵没有合眼。小说结尾写到慧娘娘的灵棺被火红的飞龙架着，慢慢升到天上去。我写到这里，眼里充满泪水。一个乡村农妇的一生，让我生出许多难以言说的感慨。余公公、慧娘娘，他们是极其普通的乡村人，但他们活得真实、自适、仁爱。他们终生匍匐大地辛勤劳作，而回到大地时却是那么的庄严。《漫水》里写到的乡村生活，都是我记忆中故乡七十年代以前的真实生活，属于渐行渐远的乡愁。文学有时在远望，而更多时候是在回想。沈从文先生八十多年前写《边城》的时候，真实的湘西也不是他笔下那么纯美的湘西，当时的湘西也已受到现代文明的侵蚀。正像沈从文先生自己在创作谈里说到的，他要用自己的小说构筑他心中的“希腊小庙”。《边城》就是沈从文的乡愁。

乡村 小说不如所谓官场小说那么受人关注，这种现象非常正常。可以说，功利、浮躁和焦虑是极普遍的中国病。我们没有耐心关心自己利益以外的事情，我们静不下心来关注肉体之外属于灵魂的东西。我们被物欲奴役着，我们跳不出三界外。官场小说之所以受关注，只因它所写的生活让每个人都有切肤之痛。当然，我们关注自己生存空间并没有错。作家没有理由抱怨读者不爱自己的作品，就像厨没有道理抱怨食客不爱吃自己做的菜。读者有选择的自由，听其自然吧。尽管如此，我仍要说，自己官场以外的小说写得更好，包括《爱历元年》。

问：您手头上正在写作的长篇是关于乡土题材的吗？能否细说一二？

答：《漫水》的那些生活原来就是想用来写长篇的，只因某种具体的原因我先写了这个中篇小说。目前我正在创作的长篇小说，写的就是类似《漫水》那样的生活，所写的时间跨度大概六十多年，从民国年间的故事起笔。我写这样的小说，心里更沉静，更熨帖，更笃定。

问：有一种论调是，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乡土小说将渐渐被都市小说所取代，你认同这个说法吗？

答： 不管所谓城镇化如何推进，中国仍将长期处于乡村社会。乡村生活的印迹，将会很长时间烙在中国人的背上。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乡村的文学永远不会消亡。再说，文学作品一旦成为经典，时间是阻止不了它的流传的。不然，我们就不能理解，为什么《诗经》会跨越如此漫长的时空而流芳百世。不管是游牧时代的文学，或是农业时代的文学，都没有因为社会形态的改变而流失。

问：你怎么看“官场小说”这个定义？“官场”的意义似乎远远超过了“小说”或者说“文学”的意义。大众对“官场小说”的理解是否存在误读？

答：我们翻开《现代汉语词典》可以知道，“官场”二字其实是个贬义词。我记得旧版原文大概是：旧时指官吏阶层及其活动范围，贬义，强调其虚伪、奉迎、欺诈、倾轧等特点。《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在“贬义”前面加了四个字的修饰，变成“一般用于贬义”。可见，“官场”这个贬义词在最近二三十年用得太普遍太频繁，词典的修订者们不得不顺应时代了。但是，当人们用这个贬义词称呼中国一个很大人群的时候，意味就有些严重了。这个人群可是掌握着国家命运的！遗憾是这个人群中确实有些人实质上已经非常“贬 义”了，其“贬义”的程度大大超乎老百姓的想象力。我们不得不承认，很多读者看官场小说其实是在看社会现实。可作家写作，未必就是仅仅为了揭黑幕。作家写作意图同读者阅读意图不同，这也是很正常的现象。今天的中国人太习惯从社会学意义上，或者政治意义上评判文学作品，这是非常片面和狭隘的。

问：你非常不喜欢“官场小说家”和“官场小说第一人”这些称谓，是觉得这顶帽子贬损了你在文学上的成绩因而让你感到尴尬吗？

答：可以这么理解吧。任何类型化的文学划分，都是简单化的思维，对真正好的作家和作品是种贬损和伤害。我并不认为自己在文学上有多大的建树，但起码希望人们不要拿简单的标签来对我的创作下判断。

问：你过去在官场待了十多，我很好奇那些年你是怎么度过的？你身上文化人的特性会让你不适应吗？之所以会写官场题材的小说，跟你曾经身处其中的经历必然是分不开的，能否认为你写小说是对官场感悟的一种自然流淌？

答： 我其实是个老实人，当年在官场工作非常敬业。我说过一句话，当年的同事至今还拿来开玩笑。我说，你们是在这里奔前程，我在这里仅仅是就业。我以就业的心态对待那份工作的，日子也就过得很自在。但是，毕竟那是个充满故事的地方。那些故事每天无声无息地发生，影响着我们这个社会，改变着每个当事人的命运。一个血气方刚的青年，满怀理想地走向社会，天长日久就被一双无形的手扭曲了。什么都发生在司空见惯间，并不会令人警觉。当这些日常琐碎的故事写成小说的时候，竟然是那么的触目惊心。有些官场中人，当他获得世俗的成功的时候，其实是一种深层次的灵魂溃败。

问：现在谈到官场，大家想到的全是负面内容，这里边是否存在某些偏见和误读？

答： 人们谈到官场，印象都不怎么好，不能怪大家的偏见和误读。官场的问题确实非常严重了。我们过去评价干部的时候，通常会说百分之九十九的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可我们目前查处的省部级干部数量来说，早已说不起这个话了。整治官场腐败，应有不怕伤筋动骨的勇气，进而从制度上解决防腐反腐的问题，最终才能让人们对官场有好的看法。

问：曾经置身官场，同时又写了这么多关于官场题材的小说，你会对社会现实感到悲观吗？

答：从总体上讲，我是个悲观主义者。我对社会、对人性、对我们文化的劣根性，都怀着很深的焦虑。但是，我在行动上却又是乐观的。相信时间会解决许多问题，我们慢慢等待吧。

问：长篇小说《国画》让你被非常多读者所认知，今天再回头看这部小说，你自己满意吗？再版时你做过一些细节改动和打磨？

答：写作只能往前走，没法往回走的。我对《国画》总体上是满意的，它的不足是当时我那个写作阶段的不足。改动和打磨是没有意义的，我不会做这个工作。如果能够进步，放在未来的写作中。

问：您在微博上很活跃，看得出您喜欢和读者互动，真正写作时您会切断联系，进入一段相对封闭的状态吗？

答：我在微博上露面的时候，多是没法集中精力写作的时候。我如果开始写作了，就会让自己安静下来。

问：如果有人说您是畅销书作者，您会不高兴吗？

答：我的书很畅销，这是件很开心的事。我并不认为好的文学书籍必定是不畅销的。恰恰相反，中国的古典文学经典某种意义上讲都是畅销书，试想《红楼梦》《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哪一部不是畅销书？畅销书未必是好书，而好书往往是畅销的。

问：在去年的贵州书市上，我曾经采访过您，您给我的印象是个“实在人”，既不“油滑”，也不“清高”，性格很随和。您的小说很多也是在书写日常生活，不知道您的性格对您的创作或者说文学观是否有影响？

答： 仔细想想，我的任何小说都是写日常生活的。当年，我的《国画》出版后很快流行，真的出乎我的意料。我想，这部小说写的实在是鸡零狗碎啊！也许，正是这些看似毫无意义的生活，就像钝刀割肉一般消磨着我们的人生。我年轻时也许有些火气，但现在慢慢已变得从容平和，但也不至于消极颓废。我不会过急给生活下判断，给心灵更多更长的时间。一时的鼓噪终究会被历史消音，一时的繁花最后会被时间凋零。我有意让自己慢下来，静静地看，细细地想，慢慢地写。

问：回顾您这些年的创作，您对自己满意吗？还对自己有怎样的期待？

答： 天下没有完满的人生。但是，我仍要感谢文学，我为自己以文学为业深感幸运。倘若没有文学，我会觉得自己活得没有意义。世上能让人眼花缭乱心醒神迷的东西太多了，但能让人始终保持安静和充实的东西并不多。文学，能让我安静，让我充实。我并不认为自己写过很好的小说，希望今后写几部能让自己满意的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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