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着黄药相关艺术事件的讨论:大灵魂时代的回响

文/（匡匡，艺术史博士、艺评人）

黄药，现居住于南京，1987年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毕业，上世纪90年代初去美国求学，获伊利若斯州立大学艺术硕士学位，2005年后归国，现为独立艺术家、策展人。他的代表作品有“召魂”，“梦游”系列以及《流动的药房》等，其中“流动药房”（依维柯汽车改造后的展览空间）从南京药艺术馆出发沿途向各地艺术家及公众征集防治抑郁症和狂躁症的方案，对被征集对象所提供的文字、实物、图片、录像等均通过《流动药房》在2009首届北京798双年展览中一同展出。策划的艺术展览活动之一“失重”，通过“失重”的主题，寻找生命中迷途的足迹，重获脚踏实地的坦然。“晒太阳”的艺术活动自1986年举办第一次至今已经过去了二十年的时间。。最近他作为主要发起人，与腾讯网等大众媒体共同发动了关于“灵魂是什么”的社会调查活动；主编出版《晒太阳-跨越20年的艺术行动》、《药艺术——来自药艺术馆的试验报告》、《梦游-艺术在天上》，他还推动出版了“疗伤系”系列丛书《搅局》、《药艺术》、《我病故我在》、《内伤》、《宋庄疯》，等等。

从黄药的人生经历及其最近几年创作的相关作品以及策划的相关展览来看，他仍以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艺术理念来处理艺术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即超越了民族意识，以国际人的身份来关怀高速发展的现代物质文明与中国社会精神空虚之间的矛盾关系。基于以上的判断，这使我对黄药以下几点经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一是他于上世纪八十年后期大学毕业，受过系统的高等艺术教育；二是九十年代初，他出国并在国外长期居住生活；三是他于2005年回国后，一直在关注如何以艺术的方式介入社会，以公共知识分子的人文关怀来实现艺术家的社会使命。

一、被撕裂的文化记忆

如果我们想解读与黄药相关的艺术事件，我们必须讨论他与八五新潮民族“大灵魂”时期之间的关系。众所周知，上世纪八十年代在新中国的文化史上占据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很多思想史学者将这段时期称之为中国社会所出现的真正意义上的启蒙运动时期。在80年代的历史与文化意识的语境当中，关于该时期的知识来源问题，形成了一种明确的历史指认，即一方面将该时期指认为另一个“五四”时代；另一方面则被指认为了文化启蒙时期。因为“文革”被定性为“封建法西斯专政”、“现代迷信”与“宗教教义式的新蒙昧主义”等，因此文革结束以后，重新高扬了五四时期“民主与科学”的大旗；而整个民族在经历了几十年的压抑之后，迸发出了强烈的求知欲望，以西方现代哲学为核心的知识启蒙就这样拉开了帷幕。根据当时一次关于“你最近最爱看的书”的不完全的随样统计调查表明，喜欢哲学/社会学的人占了40%。该时期的艺术家们深受这种人文思潮的影响，并以富有哲理或者以普世价值为创作理念，来表现自我对外部世界的思考。就在青年学子们形而上的思考中，整个民族好像进入到了大灵魂时代。黄药就是在这样一个大灵魂滥觞的时代，渡过了最美好的大学时光。在作为八五新潮重镇的南京，于1986年组织了“晒太阳”等艺术活动，该活动是对文革结束不久，大家处于迷茫状态，就是在大家为建立自己的“思想”和“主义”忙得找不到头绪的时刻，这个活动却让我们获得了一次超越的体验。这表明黄药不但深受八五人文思潮的影响，而且还是这次社会思潮的直接参与者。这表明了黄药天生具有艺术家的敏感气质，以批判的方式介入到了对知识和文化思潮的反思上来，也塑造了他对民主、自由等普世价值观的追求，并构成了其艺术创作的主线。

1989年“中国现代艺术展”以肖鲁的一声枪声，终止了中国现代艺术的合法性，经历了十年的中国现代艺术革命悄然被终结了；之后发生的政治事件的悲剧性结局，也意味着自由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潮被迫停止，民族“大灵魂”真的休息了。90年代之后的中国社会发生着极具变化，市场经济迅速发展，国家追求GDP，各层都以追求物质满足为内驱力，社会进入了疯狂逐利的时代，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当代艺术市场启动了，并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呈现出繁荣景象。八十年代那批具有造反精神的青年艺术才俊们大多数都成了艺术市场的幸运儿，当年的“造反精神”、人文关怀及其普世价值等形而上的追求也换化为了艺术市场上的一张宣传筹码。在去政治化的时代环境中，艺术家们在向既得利益者蜕变的同时，其本身也在积极地逐利。相反，就在中国当代艺术发生极具变化的十年多里（1990年—2008年），黄药同很多坚守理想的有志青年一样，于90年代初期踏出了国门，在异国继续着其艺术之梦。这使他的文化记忆处于被撕裂的状态，即亲身经历了上世纪八十年代社会思潮及其知识启蒙的洗礼，而对于九十年代中国社会重物质忽视精神，以及中国当代艺术市场化的疯狂未有亲身感受。这致使他归国后，仍以八十年代那种普世价值和人文关怀来看中国的社会问题，并以此构成了其艺术创作或策划相关艺术活动的主要观念或背景。他喜欢以追问灵魂的方式来拷问当下中国所出现的精神问题，如灵魂之躯、灵魂辞典，特别由他作为主要成员之一发起的《灵魂是什么》的大型互动活动更有现实意义。该作品通过不同行业、阶层、职业的人用一句话来描述“灵魂是什么？”的社会调查互动构成了整个艺术事件。如果说蒋兆和创作于1943年的《流民图》是一幅反映流离失所的民众饥寒交迫境况的历史画卷；那么《灵魂是什么》则是一幅反映了当下中国社会精神危机的众生像。从《诊断》到《流动的药房》更是富有意味，一方面给我们的直观印象是作品都以敏锐的眼光发现了当下飞速发展的现代物质文明与人类精神世界的日益荒芜之间的巨大冲突；另一方面这又让我们想起了鲁迅曾写过的两篇文章，一篇是非常具有理论性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主要介绍魏晋风度与当时文人士大夫阶层服用五石散之间的关系，由于服药之后的生理反应，致使当时的社会突破了“居丧无礼”的礼制束缚而走向旷达；而小说《药》则直接将“药”升华为一种符号，解释了看客心态的丑陋国民性。黄药的作品在这个维度上有类似于鲁迅一般的深刻，即认为整个时代的精神状况已经进入病态，可又没人对病症进行诊断并开出药方，而他敢于做这方面的尝试，因此对于时代精神之病的诊断与治疗构成了其艺术事件的主要线索。

总之，由于政治或社会因素撕裂了黄药的文化记忆，使他仍以八五新潮时期的人文热情来关怀社会现实，将现实抽象转变为观念现实，以另类、非理性和直觉的艺术作品来关注个体超经验化的生命体验。黄药好像也有意识地保留这份记忆，避免充满铜臭气的商业气息及其时代拜金病的侵扰，他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多次说过为什么选择了居住在南京，而不是北京，因为北京的当代艺术有市场，艺术家们相对浮躁，而南京的当代艺术则几乎没有市场，所以可以静下心来好好地思考艺术创作，艺术需要在慢生活状态下进行创作。这都让我们在他身上看到了八十年代的“大灵魂“的回响，即艺术家身上的形而上的精神追求。

二、挣脱与救赎

上世纪90年初，很多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由于对政治问题或者对中国现实的悲观失望，而纷纷离开大陆，到海外寻求发展机会。如艾未未、蔡国强和马六明等艺术家在这个时期也踏出了国门，开始活跃于国际艺术舞台。他们中的大多数都仍坚守着精神的高地，并在挣脱了压抑和残酷的国内环境之后，去寻找一条救赎之路。这种救赎固然有个人精神的自我救赎，更重要的可能是他们仍想实现国家和民族的救赎。应该说，这样的一个大时代背景，也构成了黄药出国学习和艺术探索的一个重要外在原因。从他2005年回国后创作的作品来看，他的救赎之路可能有如下几条：

第一，以“他者”的眼光。黄药自九十年代出国后，错过了亲身经历中国当代艺术如何以与资本和官方意识形态讲和的方式，获得合法化发展的机会。反而，这使他跳出了中国当代艺术圈，以“他者”的眼光旁观中国当代艺术和中国社会发展所产生的精神问题。回国后，他策划了很多艺术活动都试图将中国当代艺术纳入国际视野之中，如2007年策划的“失重”国际艺术展，将南京与弗罗里达这两个处于异域的城市联系在一起。2010年策划的“同床异梦”国际艺术展吸纳更多拥有国际化背景的艺术家进行碰撞，试图通过国际交流，产生真正有创造性的艺术观念，从而推进人们对当下现实问题的关注与回应。还把发起于八十年“晒太阳”发展到了国外的一些城市。在这些活动中，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是，黄药的“国际人”身份，并将中国当代艺术纳入到国际艺术发展的大背景中进行观望。实际上，这其中隐含着一种对比，即中国社会发展所出现的精神问题西方文明是否可以提供解决方案。这也预设了西方文明对当下中国所存在的精神问题的指导意义，以“他者”的眼光来观照中国问题的同时，黄药如民国时期很多救国救亡的知识精英一样，在向西方寻求解决中国问题、救赎国人灵魂的良药。

第二，以“狂人”的状态去挑战既定的秩序。法国思想家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一书中，将研究对象集中在疯癫、疾病、犯罪和性等边缘领域，从知识考古学的角度对疯癫中富有想象力和诗意的部分进行了阐释和颂扬，即认为疯癫并不是病理问题，而是社会权力话语所塑造的结果，向我们完整地介绍了整个理性时代的疯癫史。我们再回过头来思考黄药的作品及其策划的相关艺术展览，如“失重”、“流动药房”、“抗生素”、“痛觉”、“药瘾”、“灵魂之躯”等等... ...这些展览或作品的名字给我们的第一感觉就是很疯癫、不正常（即按照现行的社会评价体系来看），与时代主旋律格格不入；再仔细思考每个展览或每件作品的主旨，我们会发现不但与当下既定的社会秩序格格不入，也与当代艺术经过三十年的发展所形成的秩序不相称。可能正是这样一种“病态”，连黄药本人也认为自己在亚文化领域进行艺术探索与实验。诚然，与他相关的艺术作品及事件确有亚文化特征，但是更如博尔赫斯的笑声一样，彻底震动了中国现行政治体制所构筑的认知秩序。环境生态问题日益严重、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公共食品安全与大众健康问题、失业率激增、房地产和股市对中产阶级的毁灭性打击以及恐怖主义、能源危机等问题，日益变成了大众习以为常的事情，以至于不被我们所认知。当黄药对这些问题进行质疑，进而对现行社会体制进行质疑时，他面临着被社会既定权力机制运作为精神病人的风险，可他仍以狂人的状态，彻底将传统的知识、社会秩序及其认知伦理掀翻在地，以另类和前卫的艺术风格，给我们展现了这个所谓理性时代是多么的癫狂。所以从这个角度而言，黄药以给社会和艺术界提供了一面反观自身的镜子，照出了我们这个时代最丑陋和反伦理的一面，这本身就是一种拯救民族和国家于危难之中的救赎行为。

第三，艺术是一种精神良药。黄药的国际视野和以“狂人”状态进行对既定秩序的质疑是以诊断病根的方式来寻找自我挣脱与民族救赎的路径；那么艺术则成了一剂药方。从2008年开始，黄药几乎以癫狂的热情扑到了当代艺术对社会问题的介入中，像艺术界的“魔法师”变戏法一样变出了各种紧贴当下人们心理与精神问题的不同观念为实践性的展览。他认为“世俗欲望最重的伤，需要艺术来缓解。”他开出的具体药方是：回归自然，激发灵性；重要的是尊重自己的内心世界。这不难看出，黄药以柏拉图式的艺术观来看待艺术，即以让艺术介入社会的方式，实现其为大众精神疗伤之功能。

三、黄药对“大灵魂”时代精神理想的坚守

青年时期的黄药受到了八五新潮的洗礼，当时代的大灵魂随着政治因素而趋向消亡的时候，他却以踏出国门方式来挣脱现实的困惑，当2005年归国后，他仍坚守着“大灵魂”时代的精神理想，以观念性、实验性和表达内心的真实感受来赋予其作品社会批判意识。当代艺术在经过了几十年的发展，逐渐体制化、市场化时，逐渐丧失其社会批判功能，并以被招安的方式向体制妥协的时代里；这使得黄药先生对八五新潮时期的人文精神的坚守变得更有意义。黄药回国后的艺术创造力给了中国当代艺术和当代社会以反思和审视自我的机会；而与其相关的系列艺术事件，则如同其名所是，是一剂良药，在为当今社会所出现的精神问题治病疗伤。围绕着黄药的相关艺术事件成了回荡在这个物欲洪流、精神空虚时代里的足以警醒整个民族的大灵魂的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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