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冠中：我一生只看重三个人

吴冠中是当代中国不可多得的美术大家，更是不可多得的散文大家，艺术与文学是他终生的情人。他所有的成就都是源自真情，对亲人、对土地、对祖国、对人民的真情。

吴冠中视鲁迅为精神父亲，觉得自己一生画画，却未画好，“我负丹青”这个“负”是辜负的意思。同时他更意识到绘画的局限。他说，“一百个齐白石也抵不上一个鲁迅的作用，多个少个齐白石无所谓，但少了鲁迅，中国人的脊梁就少半截。我不该学丹青，我该学文学，成为鲁迅那样的文学家。从这个角度来说，是丹青负我。”

夹在中西方之间找不到路，腹背受敌

(吴冠中17岁的时候投身艺术，他不顾父亲的强烈反对，从浙江大学工科转学到杭州艺专学画。1946年吴冠中留学法国巴黎，4年后，他徘徊于西方艺术与祖国之间，最终决定回国。)

当时欧洲人对中国人民族歧视很厉害，作为艺术家要真诚，那么屈辱地生活下去，我觉得不可能。那时候梵高给我很大的影响，他写给兄弟的书信，他叫他的兄弟回到故乡：你不要在巴黎了，你是麦子，必须要种到麦田里你才能成长。这当时给我很深的印象，我必须种到麦田里去，我也是麦子。

(鲁迅弃医从文，用手中的笔唤醒民众的精神，深深地影响了年轻的吴冠中。在归国的航船上，吴冠中迫不及待地开始构思能震撼国人的作品，他想起江苏宜兴老家的渡船。)

每到渡船的时候，所有农民的苦难都集中在渡船上了，老头、妇女、买东西的小孩，一个渡船满满的。这个渡船所有的肖像，一个时代人的肖像都在上面了。所以渡船画好了的话，那一个时代都融进去了。我在法国的时候，有个老师，他跟我讲艺术有两路，小路艺术娱人耳目，大路艺术震撼人心，因此我觉得我要走大路艺术。震撼心灵正是鲁迅的道路，所以我回来就是想搞那些震撼心灵的，那些贫穷的东西震撼心灵。

(回国后，吴冠中经人推荐到中央美术学院任教，当时的院长是徐悲鸿。那个时候，为政治服务的写实主义正是中国画界的主流。吴冠中“横站”在东西之间，两面受敌，格外吃力。他先后在中央美院、清华大学建筑系和中央工艺美院几个院校间辗转，始终处于边缘。从上个世纪50年代末开始，吴冠中被迫开始转而尝试风景画。)

我是怯弱者、逃避者，我避进了风景画这个防空洞，为了艺术而苟且偷生，放弃了以艺术震撼社会的初衷。“渡船”、农村的“祠堂”，这种人的生活的苦难，这样的作品就一个也没再做成，胎死腹中了。

“要艺术不要命”

(当时几乎没有人画风景，认为不能为政治服务。但吴冠中不管，他要探寻自己艺术的独木桥，这却成为他后来一生的艺术道路。)

没有第二个画家有我写生多。从艺以来，如猎人生涯，深山追虎豹，弯弓射大雕，搜尽奇峰打草稿。不获猎物则如丧家之犬，心魂失尽依托。在猎取中，亦即创造中，耗尽生命。野外写生是件很艰苦的事情，有一次在贵州的一个村庄，那个地方人养猪、厕所都在一起，苍蝇满处飞。我坐在那里画，小孩看着画，他不感兴趣，数我背上的苍蝇，数了81个。

还有比方到井冈山，要画主峰，很高。画完以后要下来就麻烦了。因为油画必须得两个手捧着，不能拿，黏的，还没有干。就只好把画箱扔下去，让它滚下去，能够滚的东西都让它滚下去。我自己捧着画像小孩滑滑梯，从山上一点一点地滑下去，裤子也磨破了，但是保护了这幅画。每张画里都有这样的故事。

(吴冠中的精神正可用他后来的一本书名来概括：“要艺术不要命”。1960年，他不顾生命危险，将西藏雪域高原的圣洁、神秘呈现在了画布上。吴冠中渐渐步入人们的视野。然而1964年吴冠中染上肝炎，久治不愈，每天没有食欲也无法作画，他几乎想以自杀了结人生的苦难，紧接着“文革”爆发了。)

1967年到1969年，我的生平这块都是一句话：“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接受批判，学习毛著，劳动、检查”，连续三年都是这句话，一个字没变。

我的终生情人是文学

(1973年，吴冠中返回北京。从此之后，大江南北，且行且画，踏遍水乡山川雪峰丛林。1979年后，随着画展在各地的举办，吴冠中成为海内外藏家追捧的画家。1989年，他的墨彩《高昌遗址》以187万港元开创中国国画在世画家国际画价的最高纪录。此后，他的《交河故城》(255万港元)、《长江万里图》(3795万元人民币)等又一次次刷新纪录。2009年，李瑞环珍藏的《北国风光》以3024万元成交，所得归天津桑梓助学基金。巨大的成功之下，吴冠中却在反思绘画的局限性。)

齐白石利用花鸟草虫创造了独特的美，提高了社会的审美功能，但这比之鲁迅的社会功能，其分量就有太大的差异了。我晚年感到自己步了绘画大师们的后尘，有违年轻时想步鲁迅后尘的初衷，并感到美术的能量不如文学。一百个齐白石不如一个鲁迅对社会的作用大。

我一生只看重三个人：鲁迅、梵高和妻子。鲁迅给我方向给我精神，梵高给我性格给我独特，而妻子则成全我一生的梦想，平凡，善良，美。我感觉以后我散文的读者肯定比欣赏我的画的人要多，我的终生情人是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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