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达主义”100年，新世界还在前方

一百年前的3月，在苏黎世镜子胡同的伏尔泰酒馆中，法国诗人特里斯坦·查拉和几个年轻诗人成立了一个文艺小组。他们随便翻开一部词典，随意指中了一个词“Dada”，就将它定为小组及所倡的文艺运动的名字。

那个时代的世界动荡而多变。第一次世界大战毁灭了世界曾有的纯真，俄国革命也改变了人们对世界曾有的理解。弗洛伊德刷新了人们对自我意识的认识，爱因斯坦则让人类步入机器时代。如果要为这样的剧变找一个形容词，Dada最合适不过。

Dada（达达），在罗马尼亚语中意为“是的，是的”，在法语中意为“木马”和“竹马”，对德国人来说，它意味着“愚蠢的天真、生育的快乐以及对婴儿车的全神贯注的痴迷”。而在达达主义先驱者查拉眼中，达达“是忍不住的痛苦的嗷叫，是各种束缚、矛盾、荒诞的东西和不合逻辑的事物的交织”。“达达就是生命。”

马塞尔·杜尚 Marcel Duchamp - 个人肖像

1916年6月，这帮达达派出版了《伏尔泰酒馆》小册子。1917年3月，“达达画廊”开幕；7月，由查拉编辑的《达达》杂志第一期出版，第一批“达达派”作品问世；接着，达达主义者开始在巴黎创办《文学》杂志——包括名诗人布勒松、阿拉贡、苏波都曾成为达达派的一员。1919年年底，查拉从苏黎世来到巴黎，《文学》杂志也成为达达主义最重要的发声地。

诞生不久的达达，很快就带着它刀锋般的破坏力传遍欧洲。与苏黎世不同，刚刚战败的德国笼罩在严酷的社会现实之下，柏林的达达主义者的政治性更为明显。他们使用照片蒙太奇的手法颠覆传统绘画，并用这种形式抨击正在抬头的德国纳粹——其代表人物约翰·哈特菲尔德的照片蒙太奇就经常出现在《工人画刊报》等共产主义报刊的封面上。

John Heartfield - Periodical Illustrations

在柏林的达达主义者眼中，不仅人已经被社会和各项制度异化为机器，宗教也只是不存在的事物。“在上帝创造世界之前，达达盘旋于水面之上，当上帝说：让这儿有光！哈，这儿并没有光，只有达达。”

相比柏林达达的政治化倾向，法国达达更加虚无，也更加消极。如同法国达达著名成员安德烈·布勒东在1920年3月朗读的《食人者宣言》：“你们这些严肃的人，闻起来比牛粪还糟。至于达达，它闻起来什么都不是，它是虚无，虚无，虚无。它就像你们的希望：虚无。它就像你们的天堂：虚无。它就像你们的政客：虚无。它就像你们的艺术家：虚无……”

曼·雷 Man Ray - Le violon d‘Ingres

经历过世界大战与剧变的达达主义者认为，这个世界不需要艺术，而需要反艺术。

“肆虐”欧洲没多久，达达就被扩散到了美国。纽约达达与柏林达达有一个共同的中心主题：“人即机器。”在这两个城市的达达主义者眼中，工业化大生产已经将人变成了机械的某种附属品，而机械性也进入了人类社会的每一个方面——比如婚姻。

1920年5月，德国画家乔治·格罗兹在柏林创作的那幅《多姆1920年5月嫁给了书呆子机器人“乔治”。约翰·哈特菲尔德对此很高兴》中，就将站在新婚妻子旁边的自己画成了一个机器人。德国作家维兰德·赫茨菲尔德这样解读这幅画：“婚姻永不停息地把男人变成了它的组成部分，成为一个庞大的车轮和传动装置中的一个小齿轮，因此当妇女在一定程度上获得自由时，男人却陷入了其他严肃、迂腐且工于心计的任务之中。”

乔治·格罗兹 George Grosz - Daum Marries Her Pedantic Automaton George in May 1920， John Heartfield is Very Glad of it

而混迹于纽约的法国人马塞尔·杜尚则比格罗兹更直接——在《甚至，新娘也被她的男人剥得精光》这幅画作中，新娘、新郎都变成了机器。在杜尚的作品中，爱情已经成为一种机械式的操作，“人类的身体被假定为同灵魂或思维没有任何自然联系的机器。思维作为一种思考的物质是脱离身体而存在的，就像拉美特利等人所认为的那样，身体纯粹是一种机械装置”。

马塞尔·杜尚 Marcel Duchamp - The Bride Stripped Bare By Her Bachelors

当然，把达达带去世界的当属给小便池起名为《泉》的杜尚。与其他的达达一样，杜尚也是一个永远不扎堆的人。不论是在法国还是在美国，他永远都是单枪匹马。按照达恩·弗兰克在《巴黎的盛宴》之中的说法，“在纽约的杜尚待人温柔宽厚，他常常口叼烟斗或者雪茄，在他众多的崇拜者中间踱着方步，他从一个沙龙到另一个沙龙地走来走去，在心底里暗笑着自己怎么就成了或者被崇拜或者被愤怒谴责的对象”。

马塞尔·杜尚 Marcel Duchamp - 泉

达达主义最为反对的莫过于“崇拜”。在《达达》杂志主编特里斯坦·查拉眼中，艺术作品并非就是美，因为在教科书上，大众对艺术品的客观定义是死的，更因为每个人对美都有自己独特的理解与定义，更无须对他人对美的理解进行评论。而查拉压根懒得去说服大众，他只负责发表《达达宣言》：“由于人们对社团总抱有怀疑，而同时又需求独立，这就是达达运动诞生的社会基础。”

马塞尔·杜尚 Marcel Duchamp - La Marie e mise a  nu par ses ce libataires，me

在这个宣言之中，查拉明确提倡废除团体、废除理论、打倒立体主义者、打倒未来主义者，原因是这些都是“系统思想的加工厂”。他更反对一切想要定义达达的企图，绝对否定一切想要用达达寻根溯源的行为和努力。

经历过世界大战与剧变的达达主义者认为，这个世界不需要艺术，而需要反艺术。无论现行的艺术标准是什么，达达主义都与之针锋相对。然而，讽刺的是，尽管达达主义如此的反艺术，达达主义本身却也成为了现代主义的一个重要流派——反艺术的“达达”。这个流派最终也被写进教课书，开启了一种最为重要的现代主义理念：颠覆一切。

The Sex Pistols

名为“达达”的运动看似快速消亡，名为“达达”的精神却在新时代中觉醒。

在1920年4月的《法国新杂志》中，安德烈·纪德这样说：“在战后，思想不应该落后于物质存在，摧毁旧的思想体系也是理所当然的事，达达主义即将担当起这项艰巨的任务。”表面上看来，热衷于破坏与消解的达达运动很快消亡。但实际上，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英国改头换面，有了一个更为破坏性的名字：朋克。

1970年代的大英帝国，陷入了罢工、北爱尔兰冲突、石油危机、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与辉煌的古老帝国传统的巨大裂痕之中。于是在1977年，英国女王的银禧盛典之时，著名朋克乐队性手枪在女王登基25周年纪念日的那一天，跑到泰晤士河“伊丽莎白女王号”的甲板上，对着白金汉宫唱：“上帝保佑女王，这个法西斯政体。在英格兰的美梦里，你没有未来！”

尽管彼时的性手枪在英国被形容为“臭名昭著”，到了银禧庆结束时，《上帝保佑女王》仍然卖出超过20万张。

如果说新生代强大帝国美国用1950年代和1960年代竖立了看似能够改变世界的、足以让全世界膜拜的青年文化，那么英国朋克则在1970年代颠覆了它。“性手枪可以算是青年文化作为一种独立统一的力量在临死前的最后一口气——这种力量即60年代的理想，是让性手枪所有相关者又爱又恨的东西。性手枪重新确立起流行文化作为时代探路杖的崇高地位，又同时预言了它在80年代将要因强权政治、犬儒主义和人口变动的削弱而失势的未来。”

如同《唱片镜》所指出，“仅仅通过诉说‘没有未来’，性手枪就已是在创造一个未来”。以性手枪为代表的朋克创造了一种颠覆性的青年形象：他们不接受谎言、不接受美化、不接受看起来很美，他们接受现实、接受不完美、接受衰败，并从中获取粗粝而绝望的力量。英国工党政治人物杰米·里德说得十分正确，“朋克是谎言中蕴藏的真实”。

安迪·沃霍尔 Andy Warhol - 玛丽莲·梦露

1970年代的朋克与1920年代的达达主义者一样，在破坏与愤世嫉俗之下隐藏着一种接受现实的乐观主义，从看似毫无意义的表面之下，释放出强有力的情感与创造力。而在1970年代的美国，达达则称自己为“波普”。在安迪·沃霍尔那些看起来毫无意义的复制商业画中，在他为伊迪·塞奇威克所拍摄的那些看起来毫无意义却又魅力四射的电影之中，在那个出现在电影院里、静止了八个小时的帝国大厦长镜头里，你看到了“每个人都能成名十五分钟”的商业社会中，围绕名气所进行的毫无意义的复制、吹捧、胡言乱语与过度释义——于是，与朋克一样，波普在另一个国度成就了20世纪晚期达达主义的复苏：一切都可以成为艺术，一切也都可以在下一秒钟变为垃圾。

在尚未经历过全面系统的达达主义运动的现代中国，达达也并非不存在。在那些反鸡汤爱好者、厌恶过度释义者、致力于打破一切崇拜症的创新主义者身上，你都能看到这群诞生于100年前的“颠覆分子”的影子。翻新速度堪比翻书的互联网也早已让你明白，100年前西方种下的种子，在100年后的世界结出了无比丰厚的成果：青年不再是耽于美梦、循规蹈矩的“乖乖孩”，他们用一个世纪的时间超越了世界前进的速度。他们勇于打破，更敢于接受——他们创造了一个达达式的超前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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