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真的看得懂梵高吗

1890年7月27日，梵高在麦田深处开枪自杀，两天后在弟弟提奥和加歇医生的守护下停止呼吸。六个月后，提奥——梵高这一生最大的支持者与崇拜者也追随兄长而去。再次翻来那些著名的画作，聊一聊那些你可能不知道的秘密。1890年7月27日，梵高在麦田深处开枪自杀，两天后在弟弟提奥和加歇医生的守护下停止呼吸。

他们以后一定会记住我的作品……在我离开这个世界之后也一定会书写我的人生。

——文森特·梵·高

两把椅子

这是两把椅子，每一把都绝对地支配着属于它自己的画面，诉说着它想要说的事情。它们都被定位成一个恰好的朝向角度，大小近乎占据整个画布，好像在用一种不容拒绝的口吻对每一个看见它们的人说：“过来，坐下。”

椅子们毋庸置疑地各自主导着画面，却又彼此关联，可以特立独行，也可以形成组合。当它们面对面时，像是彼此向对方发出邀请，交谈、倾诉、争辩，哪怕干上一架也无妨；而当它们背对背时，则代表它们将离开对方，各自存在于不同的世界，且无话可说。

这两把椅子是梵高对于他和高更之间五味杂陈的友谊的陈述。

梵高自己的椅子略显简单，上面摆着他最喜欢的烟斗。而高更的椅子有扶手，似乎更舒适一些，坐在这把椅子上的高更总是为他们的每一次交谈发表结论性高见，或者，对免不了的争论行使终结权——他似乎更擅长扮演“解决”问题的角色。

当高更决定离开阿尔，两位艺术家的友谊的破灭已成必然，这也使得梵高的“南方艺术家联盟”的梦想化成一片废墟。“你知道的，我一直认为这是愚蠢的。”梵高写信给他弟弟，描述他的渴望和失望。之前是他说服弟弟提奥花掉了一笔刚刚继承的小遗产，用来支付高更的债务、医疗费、旅费，以及为了让朋友在“黄屋”有个舒适的住处而不可少的“装饰装修”费用。但高更还是走了，在梵高已经患了“热射病”并割下自己的一只耳朵之后，他在“黄屋”只待了两个月。

梵高失去了高更，便也失去了整体的生命观。所以，我们看这两把椅子，面对面却彼此远离，在这两幅画里，梵高不仅是以构图，尤其是以色彩的极性表达了某种不可调和，就像白天不懂夜的黑。

吃土豆的德格鲁特一家

在巴黎，梵高给他姐姐写信：“我以为我在纽恩南画的吃土豆的那一家人是我最好的画。”

写信时，已是作品完成两年后了，但梵高依旧认为“吃土豆的人”是他最成功的作品，还是唯一他希望向公众展示的作品，他甚至催促提奥把画尽早拿给经纪人。如果说梵高想以艺术作为事业，那么，有了这一幅画，他就算是一个画家了。

纽恩南的德格鲁特一家是农民。这个五口之家几乎是梵高在纽恩南时期每晚必去的地方，尤其是他的父亲去世后，他母亲和妹妹已经明确表示他在家庭的存在威胁到了这个家族的社会地位。

土豆是德格鲁特一家的主食，他们白天种土豆、挖土豆，晚上煮土豆、吃土豆。这是他们的生活。梵高和他们做朋友的方式，就是画他们与“土豆”有关的生活。他很想画一幅他们全家人吃土豆的画，为此，他大约画了上百幅人物肖像，包括把附近的农民也都画了一遍。

德格鲁特家的小女儿不过17岁，她乐意有人来画她，所以不像城里其他人那样介意做画家的模特，偶尔，她也会换上干净的帽子和衬领陪梵高去树林散步。这种安详和谐持续了半年多，直到有一天神父出现在梵高面前，要求他为了德格鲁特家小女儿肚子里的孩子在上帝面前与她举行婚礼。

梵高不解释，因为这事与他无关，姑娘偷偷告诉他是教堂的执事干的，德格鲁特家倒也完全不在意有个未婚先孕的女儿。但是流言蜚语很快覆盖了纽恩南的两千多户居民，这意味着留给梵高画出“一家人吃土豆”的时间不多了，尤其是神父已经暗地里告诫过那一家人，要求他们拒绝梵高去家里画画，如果他们答应神父，还会得到一些现金补贴。不过那家人觉得梵高比神父可信。

在房租到期的前一天，也是梵高决定离开纽恩南的前一天，他终于画完了“吃土豆的人”——17岁的小女儿端来土豆，母亲在倒咖啡，哥哥端着咖啡杯，父亲和姐姐手里拿着叉子准备吃土豆……昏暗的灯光映衬着被烟火熏黑的屋子，也照射出辛苦劳作者粗大变形的手，他们每个人的脸上流露出逆来顺受、听天由命的神情。

第一次，梵高觉得他已经弄懂了调色板。

不一样的向日葵

梵高第一次画向日葵，因为他想要为他的调色板来一次“新实验”，这个时候，他还不知道“向日葵”在未来将成为他的个人象征，而且是作为世界上最伟大的艺术家之一的个人象征。这两幅早期作品，他赋予了向日葵一种热烈的黄色，并用了普蓝作背景——这并没有给后来的临摹者带来任何不搭调的感受。

梵高观看事物的方式，是用他自己的“滤镜”，而且坚定不移。至于有人说他是色盲，那他们一定没有读过他与提奥的通信，那里有太多他对于色彩的迷恋和理解。

彼时的巴黎，聚集着一大群文艺青年，有的能吃饱，有的还时不时地挨饿，他们后来都成了人类现代艺术史的开创人，直到今天还是“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在提奥经营的古比尔画廊分店，梵高看到了莫奈、马奈、毕沙罗、修拉……他们的画展被可怜地安置在大厅后面一个不起眼的小楼梯厅里，而且总店已经下令撤展了。

梵高结识了其中一些文艺青年，包括高更、塞尚、劳特雷克等，他们在一起八卦，发牢骚，埋怨左拉把他们描写得不成样子。他们讨论的最多的，还是关于色彩中的空气，空气中的色彩等等。人们把包括梵高在内的他们叫做“印象派”。

想要知道那时候文艺青年的境遇，有一个八卦可以证明：某一天，一位客人走进了巴黎一家小画店，他看中了墙上挂着的塞尚的一幅静物，老板娘开价300法郎，客人说他只想给25法郎，老板娘说，25法郎只够买画里的一只苹果，客人说那他就买一只苹果好了，于是老板娘拿起剪刀，剪下画布上其中一只苹果，客人拿着“苹果”满意地离开了，老板娘则期待着再来几个“弱智”，好让她卖出剩余的“苹果”。

当然，那同样也是一个文艺青年泛滥（积极意义上）的年代，比如那位卖苹果的老板娘的老公，他原本只是外省一个泥瓦匠，因为热爱文艺，崇拜塞尚，才开始卖颜料，而且主要是为了给穷画家赊账免单，再后来，他帮他们卖画，再再后来，这个名叫佩雷·唐古依的泥瓦匠被载入了现代艺术史。

作为梵高个人标签的向日葵是后来在阿尔画的，这时候他已经有了属于自己的色彩语言。有一段时间他几乎每天都出门去找向日葵来画，那时，他正在等着高更的到来。为了建设他梦想中的“南方艺术之家”，他觉得自己应该为第一个同道者（兼任老师）提供好的生活环境，所以他计划在画室的12块壁板上画上他的向日葵。

阿尔：烈日和西北风

“阿尔这个地方除了白色，什么都没有。为了反射强烈的太阳光，大地上所有的颜色都被吞噬掉了，阴影则成了一种灰色。画家们总是期待在南方看到热烈夺目的红黄蓝绿，而事实上，只有冷静的北方才会丰富多彩。梵高的阿尔画作，显然是躁动和激烈的，但它们并不打算以任何方式传达这种特别的南方亮光。”——摘自保罗·西涅克日记。

梵高为什么选择阿尔？其实这是次要的，为了寻找日本浮世绘那种色彩感，当时印象派的艺术家们都各自作了选择，有的去非洲，有的去塔希提……可以肯定的是梵高想去普罗旺斯，因为他崇敬的蒙提切利去了马赛，直到死在那里，而且他的朋友左拉和塞尚都曾在埃克斯度过童年。梵高原本只想在阿尔短时停留，然而，他到了那里，最后，为了那里而死去。

“我不需要什么日本浮世绘，”他给姐姐写信，“我现在就在我的‘日本’。在这里，我只须睁开眼睛，随便画点刚好在我眼前，又让我想画的东西。”

阿尔让梵高终止探寻，他已经进入了他自己的“应许之地。”

1888年5月至8月间，他给提奥写信，“我总是一个人。只要拼命地工作，我可以不需要有人陪伴，这也是为什么我永远不停地在订购画布和颜料。唯有像疯子一样地画画时，我才觉得我是活着的。”

在阿尔的烈日下，一切的色彩都变了，有时候看出去，湛蓝的天空是黑的，碧绿的田野成了血红色……当狂暴的西北风刮起来时，树枝、草丛、房屋甚至行走或站立的人们都晃动扭曲起来……阿尔人总是见到一个不戴帽子的异乡男人早出晚归，背着画板流连各处，这在他们看来是“作死”的节奏，他们管他叫“红头发的疯子。”

作为男人的梵高偶尔也去逛逛当地最便宜的妓院，在那里他认识了一个姑娘。后来他带高更一起逛妓院时，也没有忘记提醒他这个姑娘是他的人。姑娘奇怪地喜欢着梵高的耳朵，常把“我想要你的耳朵”“你什么时候把耳朵给我”之类的当作情话。终于有一天，她如愿以偿了，却一下昏死在妓院门口——谁会想到“情人的礼物”是血腥的纸包耳朵呢。

让梵高割下自己一只耳朵的罪魁祸首是“热射病”，通俗说法就是强烈的紫外线损害了他的神经系统。当他醒来时，看到了弟弟提奥。而他的朋友高更，在他还晕厥在地上时，就已经回巴黎去了。

400法郎卖了一张画

他活着时唯一卖出了一张画《红葡萄园》。

1888年十一月，他写信给提奥，描述了关于这幅画，“我们（梵高和高更）看到一个红葡萄园，近处看一片红色，和葡萄酒一样，远处却渐变成了黄色，然后是绿色的天空和太阳，雨后的大地如紫罗兰，落日照射下来，到处闪闪发光。”

这幅画的买主是收藏家Anna Boch，她的哥哥是梵高的朋友，一位荷兰画家。

那是1890年1月，应该说梵高喜事连连，他最亲爱的弟弟提奥有了儿子，他终于在布鲁塞尔“二十人展”上卖掉了他的一幅画，阿尔贝·奥里埃发表了名为《孤独的人》的评论。在评论的结尾一段，有这样一句话，“与我们当代资产阶级的脾性相比，他太单纯了，同时也太微妙了，除了与他志同道合的艺术家，他将永远不能为人所完全理解。”

7个月后，他在奥维尔附近一片麦田里饮弹自杀。他最后的画是《麦田里的群鸦》，人们都认为画面中已经预示了他的死亡。

（来源： 礼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