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市场操盘手or 无耻偷画贼？不得不说的张颂仁

他曾带领中国艺术家在世界舞台上发出第一声呐喊，从他手上卖出的作品已经超过亿元天价，他见证了中国当代艺术激荡的大时代；

他一手创办的汉雅轩画廊已经走过30年周年，同年他却身陷“偷画风波”，功过是非，最富争议；

他就是张颂仁——最富争议的香港艺术经纪人。

张颂仁

押宝新潮艺术，是爱好还是投机？

张颂仁出身经商世家，祖父是在上海开钱庄的银行家，父亲曾在美国念工程学，1949年来到香港后，父亲开工厂做制衣生意，生产的是当时最新潮的尼龙料。张颂仁最早对艺术的接触来源于年少时对画画的兴趣，他曾跟着一位岭南派画家学国画。但向往山水画的他却对专攻花鸟题材的岭南画派提不起兴趣，因此他对国画的志趣只能通过逛集古斋等大大小小的画店来满足。可是张颂仁很快发现单纯的绘画在思维上不够刺激，与当下的时代联系不够紧密。于是，他彻底地抛弃绘画，转而去美国，念最能刺激思维的哲学，随后又转投入更为“实际”的政治、经济专业。回到香港后，他在一间美国银行工作，围着资产负债表和公司账目表转了两三年。

张颂仁真正开始接触艺术经纪，是在一个朋友经营古画的画廊里。四五年的接触时间让他积累了不少实战经验。早在建立汉雅轩之前，朱铭、陈福善等艺术家的作品已经在张颂仁的策划下，与大众见面。

1983年12月，张颂仁在香港九龙一个居民区的地库里正式创建了汉雅轩画廊，每周只开门两天。开销少、不用付租金，还能赚稿费，张颂仁的日子过得很是悠闲。

上世纪80 年代初的香港已经存在一定规模的新水墨市场，但更大的市场份额还是被古代书画占据。汉雅轩在当时的香港也是个特殊的存在：选择做前卫艺术让它的经营范围更为广泛。

汉雅轩30周年展览

联动中西方艺术市场，这是中国的第一声呐喊

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张颂仁开始在香港读到有关大陆的“85 美术新潮”的报道。直觉告诉他，为这股浪潮做一些介绍性的活动和策划非常必要。因此他于1989 年1 月策划了“星星十年”展，回顾自 1979 年“燎原之火”后开始的传承和发展。这个展览聚齐了星星画会的成员，第一次把包括王克平在内的许多中国艺术家的作品带到了香港，甚至还为马德升举办诗歌朗诵会。整个活动轰动一时。1989 年后，中国大陆文化艺术界的动态开始缓和，之前轰轰烈烈的运动销声匿迹，但通过“89 现代艺术大展”，张颂仁敏锐地嗅出一种普遍的创作心态转变和一个新时代开端的预示。这种新的心态正在从之前那个时代高涨的革命热情中逐渐清醒、冷静下来。

上世纪 90 年代初，张颂仁北上找到内地策展人栗宪庭。那时候栗宪庭正在开始推以王广义为代表的政治波普和以岳敏君、方力钧等为代表的玩世现实主义，但张颂仁的兴趣是做那个时代的田野调查，逐个探访北京、上海、广州、昆明、成都等城市的重要艺术家。1993 年，张颂仁和栗宪庭一起在香港呐喊。自 1995 年开始，张颂仁便带领着中国艺术家们进入西方主流艺术展览参展。威尼斯双年展、圣保罗双年展等国际性的展览平台上，来自中国的作品与全世界的艺术家一起参与到全球当代艺术史的发生中。

渐渐地，西方的画廊开始主动邀请中国艺术家来参展。这意味着中国艺术家的学术和市场地位已在西方达到一定高度，但是这种高度在当时的中国内部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实现。这种明显的落差却印证了张颂仁作为经纪人的眼光——购买中国当代艺术品，即使不是一个有快速回报的经济投资，从艺术史来说也是一个好的投注。

曾梵志 《最后的晚餐》

亚洲首件拍卖过亿当代艺术品，经手时并没有想到

2013年10月苏富比亚洲40周年晚间拍卖上，曾梵志于2001年创作的《最后的晚餐》，以1.8亿港元（加佣金）的成交价格成为首件过亿的亚洲当代艺术品。1个月之后的佳士得亚洲当代艺术夜场上，曾梵志1992年的《协和医院系列之三》三联画再次破亿。张颂仁直言与《最后的晚餐》的艺术史意义与意象相比，1.8亿港元“卖低了”。

1992年张颂仁跟着栗宪庭来到曾梵志工作室，一眼看中了他 1991 年创作的《协和医院系列之一》，并欲出价买下。当时还是学生的曾梵志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便看向栗宪庭。栗老只是笑着说：“这是你和他之间的事。”张颂仁给这组三联作中的每一联开价 2000 元，曾梵志大喜过望，一口答应，后来才知道，张颂仁出的价不是人民币，而是美金。张颂仁更向曾梵志发出邀请，选了“协和医院系列”参展，而这也是曾梵志第一次参加展览。两年后，张颂仁又在汉雅轩为曾梵志做了第一个个展，出版了他的第一本画册。

王广义、谷文达、张颂仁、张晓刚（从左到右依次）

“偷画”风波缠身，是“推手”还是“扒手”？

“现实生活中总有一些捣蛋鬼，我们只能学着面对。”这是张颂仁在邮件中对丢画事件的第一句回应。丢画的孙良和李山面对媒体，矛头直指张颂仁。作为“丢画”风波主角的张颂仁却仿佛置身于龙卷风风眼。

首先，他本人及汉雅轩并没有参与 1993 年的威尼斯双年展的筹备或组织工作，而当时同意接收这批作品也只是出于热心，而非义务。双年展结束后，有五个箱子被从威尼斯寄到香港，却并没有附货物清单。汉雅轩清点了四个箱子内的作品，遗漏了第五箱，清点后把清单发给了威尼斯的展览组委会，但一直没有收到回复，因此也从来不知道这个清单是否准确。

但是这样的解释并不能服众，“那么大的一个箱子，汉雅轩怎么会遗漏呢？”对此，张颂仁解释，当时画廊正在忙着准备圣保罗双年展，仓库一团乱，各种作品、包装箱堆得到处都是，人手也不够。在这二十年几里，虽然李山和孙良曾经联络张颂仁索要作品，但由于画廊员工换了好几批，当时未开启的那一箱作品也未进档。在这样的情况下，在汉雅轩的几个仓库内找寻画廊员工根本没有见过的东西几乎不可能。这次借着汉雅轩 30周年展览之际，才将仓库翻了个底朝天，这才让丢失了二十年的作品重见天日。

在“偷画风波”激烈的对辩中，“偷画”、“价值数亿”的字眼始终最吸引眼球，双方各执一词，甚至参与了此事的另一些当事艺术家们也无法弄清事实的真相。据经手此事的策展人栗宪庭表示：“很多情形需要各方回忆拼接才能更符合事实。但无论如何把这样一个往事脱离当时的情景去‘渲染’，诸如‘上亿’的说法，就有煽动性，当时没有值多少钱的概念。”

孰是孰非，需等后人来评

曾梵志曾说：“如果没有香港这个环境和土壤、没有张颂仁这些人的支持，中国当代艺术没有今天。”如今张颂仁在谈到曾梵志以及同辈艺术家作品屡创天价时坦言：“我也完全没有料到价格会那么高。”

香港第一批现当代画廊之一“汉雅轩”的创始人；“星星十年”及“后 89：中国新艺术”里程碑式展览的策展人；张晓刚、方力钧、曾梵志等中国当代艺术家未成功之时的时代推动者…每一个标签都记录了他和中国当代艺术界的不解之缘。占据中西融聚的香港，拥有游走中西的能力，张颂仁在中国当代艺术的“蛮夷”时代，成为最努力的拓荒者。

一边操标准的普通话深入大陆寻找极具潜力的艺术家，一边操流利英语向西方推销中国艺术，张颂仁在商人和艺术发现者的身份之间穿梭，他的工作影响了今天中国当代艺术市场的格局。

过去的几十年，不算漫长，很多事情被遗忘，很多事情又被标榜。从死水微澜到波澜壮阔，它是中国当代艺术的青春期，至今也没有人能预测它成熟的模样，也没有人能确定参与其中的哪一个人是伟大的或是卑劣的。中国的艺术界似乎还没有闲暇去论功行赏或者秋后算账，大家都还在其中热血沸腾地横冲直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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