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我最大的跨界可能是我也是一个作者，我也坚持写文章，之前也有些连续的专栏，后来因为拍片就中断了，但是写作一直是一个习惯，我不知道别的人跨界的原因，因为电影不是一个常态性的表达方法，电影有一个故事，有一个想法想拍，从筹备到拍完，一般来说是两年的时间，但是你在这么活跃的社会里面，你想表达的频率会很高，你想表达怎么办，你不可能说我去拍电影，我觉得写作是一个很好的出路，写作是很即兴的，这种跨界让我觉得我能够有一个比较活泼的思维的方法、表达的一个习惯，如果只是电影的话，我觉得那它会让我变得迟钝。写作这个跨界让我保持思想新鲜，思想习惯的一个很好的帮助。[查看访谈实录]

我最喜欢的当然还是电影，还是导演，因为它跟我自己一直以来自我培养的思维模式是有关系，因为视觉化的呈现，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非常直观、直接，同时这个电影这个媒介本身也随着科技，一直保持这种很容易进入到大众的这样一个进入感，你比如说我们用文字，比如我们写一个很疲倦的人，他可能是一个工人，我们用文字可能要把他的衣着、相貌、职业讲半天，然后说他现在很疲倦，但是电影只要一个镜头，他坐在那儿，我们全理解了，他的衣着，他的处境，这是电影独特的一种优势。[查看访谈实录]

因为电影毕竟跟绘画、摄影不一样，电影有时间性。有时间性，我们就有机会来进行很文学性的叙述，那么处理时间也是电影的一个魅力，所以我为什么选择了电影，而不是选择了绘画，因为我以前学绘画的，就因为绘画本身是一个瞬间，是一个平面，它缺少时间性来把人的命运，把人的故事展开，文学本身又是要借助于想象，通过文字来转，想象成每个受众不一样，我觉得对我来说我又喜欢影像的直接感，所以最后就选了那个，我徘徊在很多行业里，一开始我学美术学了好几年。学美术的时候吧，我又是文学青年，写诗写很多，我很苦恼，因为那时候很实际嘛，应试教育，要考大学嘛，这边学美术，那边还在写小说，有时候自己觉得，为什么不踏踏实实先把大学考上？后来我喜欢上电影就觉得解决了这个问题，就是直观的感觉跟时间性都有。[查看访谈实录]

电影综合了各个门类的艺术，文学性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对电影来说，我觉得它是一个，如果我们说有一个母体的话，我觉得文学是一切艺术的母体，因为语言是天赋嘛，就是说是妈妈给的，是传承过来的，我觉得的确也，就是说在很长时间里面，文学的文学家，对这个社会的理解，对人的理解是，这个传统没有被中断，而且是一个积累的过程，所以电影很长时间内都借鉴文学，比如文学的改编，在八十年代左右是特别盛行，几乎所有重要的作家的小说，我们熟知的像余华、苏童，他们被更广泛的观众了解，都是因为改编电影。 [查看访谈实录]

中国电影，在我接受电影教育的时候是九十年代初，特别是八十年代，中国电影有过一个很长的时间，就是提到过两次电影的觉醒，一次就是说要丢掉戏剧拐棍，最后是要丢掉文学拐棍，当时这个语境是因为中国电影的确是不够电影化，电影语言的理解，电影语言的使用都不够现代化，而且大多数电影都是有很强的戏剧性跟文学性，但是电影性不够，所以在那时候就比较极端的提出来说，要去掉电影的戏剧性跟丢掉文学的拐棍，但是这个就从一个极端又跑到另一个极端。[查看访谈实录]

我跨得比较大的是有一次，我们在深圳做深圳建筑双年展的开幕式的导演，因为它是一个艺术展的开幕式，又是舞台性的、装置性的、空间性的。我觉得做得很high，我们做了一个声音艺术，我们跟几个声音艺术家在全国各地采集了拆迁的各种声音，各种机械的声音，最后我们做了一个声音艺术，把那个晚会推向高潮，就是用声音来呈现，各种挖掘机、人工手拆的，推墙的，把它混合到一起之后，因为所谓建，都通过当代建筑的建是建立在大量的拆除上面的，在讨论建筑的时候，我们提示这个背景，我觉得那次的那个，我觉得就是的确很多是我初次来实现，按剧场艺术的那种，但是还是特别，印象特别深。[查看访谈实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