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从这里出发——寻访红色中华通讯社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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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我们从这里出发——寻访红色中华通讯社旧址

诞生在人民政权的摇篮，红色基因与生俱来；从茅屋中发出红色电波，从无到有走向世界；在血与火中淬炼，始终坚定不移紧跟党中央。

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从瑞金一间茅屋出发，新华通讯社与时代同行，为人民抒写。85年来，历经苦难、见证辉煌，新华人“对党忠诚、勿忘人民、实事求是、开拓创新”的新华精神永不褪色。

对党忠诚——始终坚守的铮铮誓言

秋日瑞金，人潮涌动。82年前，中央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从这里出发，历经千山万水，走向胜利。今天，无数人怀着崇敬心情来到这里，面对当年一幢幢朴素的房屋旧址，思考着当年缘何会从这里出发。

85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全国性红色政权在这里创建；同年，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创办的第一个新闻通讯社——红色中华通讯社（红中社）在这里诞生。

瑞金叶坪革命旧址群“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旁，有一幢砖木结构的客家老屋，正门挂着一块牌匾，上面写着“红色中华通讯社”七个大字。这里，就是现在新华通讯社的前身。

老屋里最重要的陈列物就是一部半电台，红中社起初使用的电台还是从敌人手中缴获的。“我们党在那么艰苦卓绝的环境下创办了红中社，向全中国、全世界播报党的主张。这是怎样的远见卓识！”站在一部半电台前，瑞金市红土地文化研究会会长、中央革命根据地新闻出版研究专家严帆惊叹。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叶坪开幕。当天，红中社首次播发新闻，报道会议胜利召开的消息。红色电波冲破敌人的层层封锁，传向全中国、传到全世界。

从诞生之日起，红中社就成为中国革命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宣传革命的统一主张，介绍国内国际的革命斗争，从中共中央到苏维埃政府，都需要一个能够完成这一任务的新闻机构。红中社可以说是应运而生。”中央苏区史专家、江西赣州市委党史办副主任胡日旺说。

党的奋斗目标和中心任务，就是红中社工作的核心和要务。1931年12月11日，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创刊，与红中社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发挥中央政府对于中国苏维埃运动的积极领导作用……以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以达到全国的胜利。”今天，再读《红色中华》发刊词，人们依然可以听到85年前新闻工作者以笔为枪，为党发声的时代强音。

从创建时起，红中社就担负起党中央“喉舌耳目”的神圣职责；从出发时起，党的新闻人对党忠诚的誓言就融入血脉。

白手起家的红中社，创造了党领导下的新闻事业的多个第一：人民政权下的第一份政府机关报、开办第一部新闻电台、编发第一份内部参考刊物……

“红中社在实践中开创和积累了对党忠诚、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政治本色，培养了不畏艰险、不怕牺牲的卓绝精神。”严帆说。

1934年10月，在瑞金出版的200多期《红色中华》随队踏上漫漫长征路。时任红中社社长瞿秋白带着一批工作人员留守，在深山密林中继续坚持出版了24期报纸，迷惑敌人，掩护中央红军大部队战略转移。

1935年2月，瞿秋白在突围时不幸被捕。6月18日，年仅36岁的瞿秋白从容就义，牺牲前唱的《国际歌》是他自己的译作。大部队长征出发前夕，他对战友说：“我个人的命运，以后不知怎样，但是可以向战友们保证，我一定要为革命奋斗到底。”

这是党的新闻工作者践行对党忠诚誓言的生动写照。

勿忘人民——刻在笔端的不变情怀

1933年3月30日，第六十五期《红色中华》报用一个整版报道了苏维埃干部、红军战士组织春耕突击队开展春耕的情况。《春耕运动中的红军突击队》报道：“总兵站后方分站政治部组织的春耕队，在三月二十五日第四次到郊外帮助春耕时，不但人数特别增多，而且在耕作中比先前特别表现得积极，他们一到田里，锄土的锄土，决水的决水。”《在田野里——春耕运动的实际材料》写道：“所有农夫农妇儿童等都带着满脸的微笑，争先恐后地跑上前来欢迎我们。”

“早在苏维埃时期，党的新闻工作就强调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生活，践行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两大理念。”胡日旺说。

瑞金时期的红中社，是党开创新闻事业的一个缩影。那时，红中社电讯已经有了不少“用户”，包括中共中央在上海的机关刊物《红旗周报》、各革命根据地自办的报纸，甚至国民党情报机关也会抄收并研究红中社播发的新闻。

1934年春夏之交，红中社的宣传工作重点更多放在了扩大红军、节约筹集粮草等长征准备工作上。从1934年5月至7月，《红色中华》报共发表有关社论、文件、通讯、评论、简讯和宣传漫画等170余篇（幅）。

于都，是中央红军集结出发地。于都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里，展出了一份1934年9月8日《红色中华》报刊发的《募集廿万双草鞋慰劳红军》的报道，号召群众在10月10日前捐赠20万双草鞋。

“不到1个月，募集草鞋的任务完成。红中社发挥了 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 的强大力量。红军就是穿着这些草鞋踏上跨越万水千山的长征路。”纪念馆副馆长张小平说。

动员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是党的新闻工作不可或缺的工作重点。心系人民、依靠人民、为了人民，是党的新闻工作者坚守始终的不变情怀。

当年在瑞金，红中社建立起了群众性的通讯网络，到1934年，通讯员队伍发展到近千人。红中社稿件写作坚持通俗化方针，以让“每一个红色群众都能听懂、看懂”。

“麦子长在新开垦的荒土上……从流血的斗争中获得了土地的农夫农妇，牵着牛儿，肩着耕具，一队队走到田垅里去。”这是署名“广澜”的红中社记者1933年采写的《武阳区印象记——春耕运动的实际材料》。这一时期的《红色中华》报增加了群众为保卫苏维埃政权、粉碎“围剿”而进行各种活动的报道，《才溪妇女的战斗动员》《八兄弟一齐报名当红军》等来自基层一线的稿件集中涌现。

铅印的文字，也能成为匕首、投枪。

1931年11月7日，在距瑞金不到100公里的宁都县，正在围剿红军的国民党第26路军接收到红中社播发的“一苏大”召开的消息。一些高级军官从中了解了中共和苏维埃政府的革命主张，坚定了战场起义的决心。12月14日，赵博生、董振堂等率1.7万人在宁都起义。起义部队到达瑞金后，毛泽东特意带赵博生、董振堂等人一同到红中社参观。万千起义士兵昂首进入革命的队伍，许多人慷慨赴死、血洒疆场。

艰苦奋斗——砥砺前行的红色品格

“每星期六下午，从瑞金骑马去叶坪，在县城东北，相距约十里，就利用中央政府大厅做编写的地方，晚上也就住在那里，随便找个空房间过夜……发病的时候，也得去叶坪，因为不去就没有别的人去编了。”这是红中社早期负责人李一氓的回忆。

中共瑞金市委党史办主任刘前华说，初创时期红中社只有两三个人，到1934年也就十几人。最初只能播发两三千字新闻，后来逐渐增加。“编辑部人员除采访、写稿、译电外，还兼刻蜡纸和校对，常常夜以继日地工作。有的患了坐板疮、烂了腿，就趴在床上编写稿件。”

中央苏区史专家、赣州市委党史办原副主任凌步机多年前曾寻访红中社早期工作人员韩进。韩进回忆说：“那时生活很苦，大家拿到自己的一份饭菜后，就蹲在地上吃。”

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从红中社创建之初就已形成，并一直延续到今天。

工作条件简陋，报道内容却丰富多彩。80多年前，红中社就已“玩转”各类报道样式。《红色中华》报不仅有国内报道，还有国际报道，不仅有消息、社论、要闻、通讯，还有很多生动形象的插图、漫画、图表，还开办了文艺副刊《赤焰》。“在当时的人力条件下，有如此丰富的新闻表达方式，不得不让人佩服！”南昌大学新闻学院院长陈信凌说。

让凌步机惊叹的是，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红中社不仅将新闻电讯传播至海内外，还使《红色中华》报的发行量从三千份增加至四五万份，超过当时国统区《大公报》的3.5万份。

1935年11月25日，长征到达陕北的红中社恢复新闻文字广播，《红色中华》报复刊。因为当时并不知道瞿秋白在苏区继续出版《红色中华》报，因而复刊号接续长征前的期码，为第241期。1937年1月，迁入延安的红中社根据中共中央决定改名为新中华社，简称新华社。

1954年，江西会昌县的群众捐赠给瑞金革命纪念馆一张被火烧去一部分的《红色中华》报第264期原件，出版日期为1935年1月21日，这是目前发现的瞿秋白在苏区出版的最后一期报纸。

穿越85年岁月，留存至今的《红色中华》报让人触摸到党的新闻事业历经坎坷，走向辉煌的历史变迁。

走过85年光阴，那幢朴素的茅屋昭示出忠于党和人民的新闻宗旨，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的新闻品格。

记者：刘菁、高皓亮、赖星

新媒体编辑：宋玉萌、唐荣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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