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 | 这九方宋代铜军印集中出土 背后或许是场大决战

浙江在线7月24日讯（浙江在线记者 朱婧 摄影 张孙超 设计 李灵伊 王汝吉）军印，在诸多人眼中，神圣不可侵犯，代表着军队指挥的威严。在海盐县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中，就有九方集中出土的宋代铜军印，分别是“雄节第一指挥第三都朱记”、“殿前司平江府许浦驻扎水军第一将印”、“嘉兴府澉浦驻扎殿前司水军第一将印”、“金山防海水军第二将印”、“嘉兴府澉铺驻扎殿前司水军第四将印”、“沿海制置司定海水军第一将之印”、“嘉兴府金山防海水军统领印”、“嘉兴府驻扎殿前司金山水军第二将印”、“嘉兴府驻扎殿前司金山水军统制印”。

这九方军印为何会集中出土于海盐县澉铺镇？印文又会向我们讲述怎样的历史故事？它们的背后是否还有谜团待解决？

7月18日，记者带着这些疑问走近海盐县博物馆，看到了在阵列式独立柜中展出的九方大宋印信，柔和静谧的氛围烘托出文物的珍贵，也表现了其军事性质。在海盐县博物馆的协助下，记者专访了原海盐县博物馆馆长鲍翔麟，听他讲述这九方铜军印的出土故事，以及它们的史料价值。

鲍翔麟今年已经80多岁，但与记者谈起这九方宋代铜军印，言语间依旧难掩欣喜之情。

时光倒回到1978年的冬天，浙江省嘉兴、嘉善、德清、平湖、桐乡、海宁、海盐等地农民开挖出海排涝工程——长山河。在澉浦段距离地表深2.4米的地方，发现了九方宋代铜质军印。

“由于配合基建工程和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文物保护工作文件下发，那时我吃睡都在工地上。一听说澉浦段挖出了宝贝，就立刻赶过去了。”回忆起39年前的军印出土经历，鲍翔麟如是说。

为了在开挖过程中避免对文物的破坏，鲍翔麟每日都会在工地上进行文物保护宣传教育，有时是给农民朋友们讲述澉浦历史，有时是科普文物保护小知识，以此提高大家的文物保护意识。正因为如此，这九方铜军印在出土时保存都比较完好。不过，还是有一些小插曲发生在挖掘过程中。当时农民们挖到这九方军印时，铜军印略泛金光的表面给人造成一种“挖到金子”的假象。于是，有人便破坏了一方的侧面想探一探是否真的是金子。但好在消息的及时散播，让鲍翔麟尽快地挖掘出土了这批军印。目前，我们所看到的军印大多完整，印文也清晰可见。

这是我国迄今为止出土宋代军印数量最多的一次发现，其中一级文物5件，二级文物3件，三级文物1件。

在四楼的馆长办公室，记者得以近距离细看这些军印。这九方铜军印型式相近，印面近正方形，阳刻九叠篆文；印背中部有矩形直钮，直钮两侧阴刻铸款，钮顶阴刻“上”字。其中，北宋陆军印1方，铸款为“北宋元祐五年（1090）六月少府监铸”；南宋水军印8方，均由文思院铸造，铸印时间由早到晚依次为南宋开禧元年（1205）、嘉定十六年（1223）、淳祐七年（1247）、开庆元年（1259）、景定元年（1260）2方、德祐元年（1275）2方。由北宋晚期到南宋末期，前后年代跨度长达185年。

九方铜军印架起的时间跨度达185年，在这些无声的印面、印背中，我们能够获取哪些历史传递而来的信息呢？

“其实，这些军印映射出了宋代军队的发展过程，特别是南宋水军的发展情况，”　鲍翔麟指着几方军印解释道，“同时，海盐及周边地区在南宋时期的重要军事地位也可见一斑。”

九方军印中唯一一方陆军军印铸造于北宋元祐五年（公元1090年），印文为“雄节第一指挥第三都朱记”。“雄节”是军队名，“第三都”则是级别，相当于现在的营或连。

众所周知，出土文物是第一手史料，可信度最高。这方北宋铜军印恰恰纠正了史料错误。这是怎么回事呢？

据《宋史》卷一百八十八•兵二记载：“振华（五百人为一军）。安远、奉先园（四）。武宁、威勇、忠果、雄节、必胜（六）。前军、右军、中军、左军、后军。（自振华以下十三军，并中兴后立。）”《宋史》上记载“雄节”军建立时间为南宋时期，而根据“雄节第一指挥第三都朱记”铜军印，该军队的成立时间至少可以上溯至北宋元祐五年（公元1090年）。

一个历史学家们长期争论的历史疑点得以慢慢解开。

除了北宋时期的一方铜军印，其余八方均为南宋时期的水军铜军印。铸造于开禧元年（公元1205年）的“殿前司平江府许浦驻扎水军第一将印”是八方水军军印中铸造时期最早的一方军印。在鲍翔麟的介绍中，记者得知这个军印并不是某个人所属的军印，而是某支军队的军印。印文中的“殿前司”的职能类似于当今的国防部，而“将”则是一个军事单位。“平江府”，即宋朝的苏州，“许浦”位于长江边。由此看出，当时的水军力量布局在沿长江一线，意在抵抗北面的金人。

据史料记载，南宋时期曾从许浦调了100人的水军兵力驻扎于澉浦。随着南宋水军力量和军事需求的不断扩大，其军队的分布地区也扩展到了周边地区。到嘉定十六年（公元1223年），澉浦已经建立水军，当时的军事规模约为1500人。“嘉兴府澉浦驻扎殿前司水军第一将印”便是其有力佐证。

除此以外，从“金山防海水军第二将印”、“嘉兴府澉铺驻扎殿前司水军第四将印”、“沿海制置司定海水军第一将之印”等铜军印中，我们不难发现，南宋水军还延伸至了上海、宁波等地，水军防线从早期的长江沿线扩大到了江南沿线。

鲍翔麟说，这样的军队发展方式有点像“母鸡下蛋”。当一个地区的水军力量有了基础，取得了一定规模之后，军事力量逐步扩大到周边地区。就这样如同“滚雪球”般越滚越大，南宋总共建立了20多支水军。

九方军印所铺展开的南宋军队变化为我们展现了一段鲜活的历史景象，但是九方军印集中出土于同一个地方，其背后埋藏着的故事同样让记者十分好奇。

鲍翔麟表示，关于九方军印得以集中出土的原因，他与相关专家参考了史料的记载后得出了以下猜想。

1978年发现这九方军印时，它们的四周布着一些砖瓦，考古上称为窖藏。通过地面形态的分析，该考古挖掘点可能是口水井。根据时间的推算以及部分史料的记载，澉铺在当时很可能为临安的门户。随着元军的步步逼近，南宋将9支军队集中于澉铺进行殊死一战。可惜，南宋水军在这场大决战中败下阵来，最后或许出此策将九方军印集中置于水井之中，希望待日后得胜再来取回这些将印。

以上的内容仅能作为猜想，真正的历史原因还有待进一步考证。

如今，这九方军印静静地躺在海盐县博物馆的展厅中，在岁月的洗礼中焕发着神秘的色彩，让人浮想联翩，猜想着大宋时期种种不得而知的秘密。

这九方军印的出土和完整保护，凝结着文物工作者的和工程建设指战员的心血。这一重要发现为进一步研究宋朝的军事、沿海布防、军队编制以及我国海军发展史提供了高贵的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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